在别人眼里，我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平凡得如他坟后的那棵老松，没有人留意他经历过多少个风霜雨雪的日子；在我的眼里，父亲的一生是伟大的，伟大得正如这棵老松，在属于他的那片土地上站定六十五个春夏秋冬依然挺拔。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不知道学堂的门朝哪开，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知道像老牛一样没黑没夜地干活。在我七岁那年，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却出乎意料地当上了“官”，职务是生产队长。
后来听母亲讲，我才明白父亲的这个官是怎么当上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还是大集体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特别穷。除了当时还没有杂交水稻，产量较低，加上那时豫南地区浮夸风依然盛行，每年收获的粮食大都交了公粮。尽管社员们没日没夜地干活挣工分，秋后却分不到多少粮食，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浮夸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公社给大队下指标，大队再给生产队下指标，公社派驻生产队的干部一天不离地盯着。生产队长这个比芝麻还不知小了多少倍的“官”自然顶不住，两头受气。上边大会小会挨批评，说政治觉悟低没能力；下边群众背地里骂祖宗八辈，说良心让狗吃了。所以，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一职谁都不愿当。后来也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说我父亲堪当此任。
当时，父亲不在生产队劳动，在大队胡鸭队放鸭子。我们那儿是产水稻地区，秋收以后稻田翻犁一遍然后灌上水，把稻茬在田里沤上一个冬天，科学上叫秸秆还田，第二年春季再插秧可以保持土壤的肥力。
俗话说，有水必有鱼。这样，每到冬春季节，水田里就有很多黄鳝、泥鳅、螺丝、小鱼、小虾，吸引成群结对的候鸟在这里驻足小憩。不知哪个思路开阔的大队干部来了灵感，说既然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大队为何不搞个集体副业？小鱼小虾养鸭子还能吃鸭蛋，总比养候鸟留下一地鸟毛强啊？就这样，买了几百只种鸭，由少变多后来发展到几千只，挑了四个放鸭人，我父亲也在其中，让一个姓胡的党员当队长，大家都叫这个小集体为胡鸭队。
胡鸭队成立后没多久，果然效益非凡，每天成篓成框的鸭蛋送进大队部，隔一段时间还有一嘟噜一嘟噜的超过“性别比”的公鸭送上去，这些送到大队部的鸭子、鸭蛋都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只知道大队干部对胡鸭队大加赞赏，经常在大会上表扬。得表扬最多的，首先是胡队长，说胡队长领导有方，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副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是我父亲，说我父亲觉悟高，从未往家里偷拿一只鸭子一个鸭蛋，不是党员胜似党员。
胡鸭队放鸭子转去转来就是本大队方圆几里的地方，经常就在家门口转悠，夜里就睡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说实话，父亲要想趁黑偷几个鸭蛋送回家是很容易的事，父亲说他就几次发现其他两人睡到半夜抱个大衣偷偷往家里跑。
可我家从来没有吃过一个由父亲送回来的鸭蛋，这话说给谁谁都不相信，但这确实是真的。小时候我不知多少次听父亲教导我们姐弟几个：饿死不做贼、冻死不偷盗，这可能已是深入父亲骨子里的行为准则。
父亲就因为觉悟高出了名，当上了这个谁都不愿当的生产队长。
母亲一开始就不同意父亲回来当队长，但父亲说，领导看起咱，咱怎么能不知好歹呢？
父亲当上队长后不但没给家里带来一点儿好处，而且使我家的日子越来越难了。劳动时群众说：“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分配时群众说：“干部不能跟群众争利益。”不但父亲本人要事事带头做榜样，我们全家人都要接受群众监督。
那时群众眼巴巴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大部分都归公交了公粮，心疼啊！都故意在白天捆稻捆时把一些稻穗散落在稻田里，然后让孩子们半夜里爬起来去拾，虽然队里规定拾的稻也要交公，可根本没人听。所以一到收割季节那些日子，每家每户的人夜里都不敢睡踏实，刚收割过的稻田里到处都是拾稻穗的黑影。
不光我们一个生产队是这样，周边其它生产队几乎都是这样，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形成默契。父亲对社员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不是不理解，而是职责所在，不得不管。父亲对别人家的孩子也许是假管，但对自己的孩子却是真管。
有一天夜里，父亲又去制止偷拾稻穗的孩子。哪里制止得住？赶跑了这边田里的，顾不上那边田里的，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却理直气壮地往旁边一块田里指着说：“你干部的孩子就能拾，我为什么不能拾？”父亲一看，果然我姐姐也在人群中。
其实，父亲在家已严令我们姐弟几个不许出去偷拾稻穗，这天是我母亲等父亲出去后偷偷叫我姐姐来的。父亲脸上当时就挂不住了，一怒之下捡个藤条劈头盖脸朝我姐姐身上抽过去，姐姐满身被抽出一条条血印，但倔强的姐姐却不跑也不躲，甚至连头都没低一下，瞪着一双可怜的眼睛，咬着牙始终没哭一声。
那年姐姐十二岁，成天吃窝窝头、野菜，还吃不饱，见了粮食怎能不亲啊！再说，都是一个生产队的，都是干同样的活，别人能拾，自己却不能拾，心里不服啊！后来听母亲说，父亲那天回来后一边抽烟一边抹泪，那一整天父亲没吃下一口饭。
父亲既不会写又不会说，还没有“眼色”，根本不是当“官”的料，父亲的生产队长只当了一年就到头了。胡鸭队的活早被别人顶了，父亲又成了一名普通社员。父亲当“官”的唯一“政绩”就是用藤条教会了我们姐弟几个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腰杆直立得正走得稳的人。
那时我家除了养几只鸡子卖鸡蛋换一点零花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为了挣点钱给我们添件新衣服，买油盐锅碗等生活必需品，父亲经常利用冬季农闲上南山捡干柴挑到县城去卖。
南山离我家二十多里，县城在我家正北六十多里，八十多里路肩挑一百多斤重担全靠两条腿走过去，那份辛苦我们现在简直无法想象。碰上运气好一担柴可以换来一块多钱，运气不好只能卖得几毛钱。
父亲鸡不叫就得出发，半夜才能回来。回来后，母亲有时做一碗干饭或摊两张面饼给父亲贴补身子，父亲总是舍不得吃完，总是吃个半饱就说吃不下了，然后把孩子叫醒让我们都尝一点儿。
父亲能吃苦，要求孩子也要能吃苦。我小时候一年吃不上几顿纯大米干饭，吃的最多的就是菜稀饭和红薯。也许你会说，香喷喷的烤红薯多好吃啊？可那时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会连续几个月红薯当饭，一天三顿红薯，烤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红薯汤、红薯馍，吃得见到红薯就翻胃。父亲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一脸地满足。
改革开放实行分田到户后，全家总算解决了温饱问题。青壮年劳力多的家庭，粮食有了剩余。父亲特重视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全在上学，那时农村还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但不能帮家里干农活，还要交学杂费，所以父母的担子依然很重。
有些邻居对父亲说风凉话：“你舍不得让孩子下学，想当官，以后能挣大钱，哪能像我们的孩子种田、打工没出息。”父亲只当没听见。父亲对我们说，你们自己的前程自己奔，只要读得进去就只管读，家里的事不用你们管。
我接到郑州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捧着我的通知书看了又看，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我分明看见他的手一直在颤抖。
第二天，父亲拉上架子车把家里的粮食卖了大半给我凑学费路费。又过了没三个月，父亲跟本村一个建筑包工头来到密县打工。我上四年大学，父亲正好打四年工，工钱几乎全部交给了我。
那时没有电话，我每隔一段时间去一趟父亲的工地，若碰上当时工钱没发，父亲就想方设法先向工友转借也决不让我空手而归。父亲在工地负责做饭、看场子，一有空闲就义务给工友洗衣服，在工友中人缘非常好。
父亲是六十五岁那年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与他年轻时吃的苦太多，干活不知道惜力，留下了后遗症有关。
父亲知道我经济紧张，回老家一次不容易，几次犯病都不让告诉我。夏天那一次非常严重，二哥瞒着父亲给我打了电话。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急急火火赶回老家，父亲正在村卫生所输液，病情稍有缓解。
见到我的那一刻父亲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愿松开，梗咽着说：“我以为这一次俺爷俩再也见不到面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也是平生唯一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父亲离世那天晚上身边只有一直在老家种地的我二哥和我母亲，我们其他四个姐弟都在外地，父亲直到最后时刻还在一一念叨我们的名字，父亲带着对子女的无限眷念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愧疚，太多的想念，如今只能对着父亲坟后的那棵老松默默地倾诉。
父亲写不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样的诗句，父亲只是永远挺立在我灵魂深处的一棵普普通通的老松。
（二七区纪委报送 作者：二七区委宣传部 刘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