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案例】

　　2014年7月，某街道党工委书记邢某与该办事处纪检监察室主任袁某两家人假期一起出去旅游，袁某为了在工作中获得邢某帮助与关照，主动支付了两家旅游全部费用4.9万元。2014年4月，邢某驾驶私家车与他人车辆发生碰撞，交警认定邢某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邢某电话叫来袁某处理此事，其本人先行离开。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袁某不仅支付了事故中对方车辆的4S店维修费用8000元，还支付了邢某私家车辆的维修费1.3万元，共计2.1万元。袁某的行为违反了党的廉洁纪律。经研究，决定给予袁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调离纪检监察队伍。邢某因另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身边案例】

　　2013年11月，某单位纪检组长蔡某在对一工程项目进行审计时担任组长。审计期间，蔡某和审计组其他成员参加被审计单位安排的唱歌、洗澡等娱乐活动。蔡某的行为违反了党的廉洁纪律。经研究，决定给予蔡某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接受私营企业主、下属单位等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旅游等活动问题较为突出。从表面看，接受私营企业主、下属单位等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基于双方自愿，有的也没有花费公款，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管理服务对象之所以心甘情愿掏钱买单，无非是看中了领导干部手里的权力，通过邀请领导干部吃喝娱乐联络感情，最终为的是从公权力的影响中谋取利益。纪检监察干部中打纪律“擦边球”者也不乏其人，有的违纪行为变换花样、披上“隐身衣”，如通过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收受礼品，请托人在消费场所预付资金、干部消费老板签单不留痕迹，餐桌上“矿泉水瓶装名酒”等等。请托人的围猎无所不在，内因还是干部自身出了问题，忘记了权从何来、权为谁用的初衷，忘记了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把纪检监察权力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如此让权力“任性为之”，结果只能是接受党纪国法的严惩。

　　 【扩展阅读】

　　 中国纪检监察报：揭开“四风”隐身衣（节选）

　　 一、改头换面慷公家之慨。尽管明目张胆违规“三公”消费大幅减少，但违规公款消费树倒根在。以“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为例，高压态势下，形式更隐蔽的私车公养成为这一领域的突出问题。河北省纪委监委日前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2018年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增量问题（发生在2018年）906起，其中私车公养问题347起，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一些公款消费的资金来源越藏越深，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等问题多是套取费用、使用小金库进行或者由企业、老板买单，不开发票、不入账、不留痕，“不吃公款吃老板”，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公款消费场所由明转暗、潜入地下，以“公务接待”为名、采用“一桌餐”的形式混淆视听，或转入领导干部“小餐厅”、躲入政府派驻机构等非内部人员很难进入的地点，给监督和查处增加了难度。不仅有违规公款接待费用以办公用品、维护维修费用或培训费、讲课费、评审费等名目入账报销，个别地方为了变相转嫁费用还出现“吃项目”等新变种。

　　 二、“礼”尚往来由台前转到幕后。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表面上销声匿迹，但“化整为零”分散办、“掩人耳目”异地办、“退居幕后”遥控办等现象暗流涌动。2019年1月27日，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化整为零”分散办的典型案例。延安市甘泉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存财先在黄陵县某宾馆为其子操办婚礼设宴21桌，违规收受礼金3.75万元，后又在延安某酒店再次设宴3桌，这一“计策”并未奏效，最终王存财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另一类隐形变异的表现中，党员干部的角色则由台前移到幕后。有的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安排由非党员干部的亲属代理操办。在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的怀化市中方县教育局人事股副股长杨勤违规操办儿子满月宴问题中，杨勤借用的就是其退休教师父亲的名义。还有的表面上遵规守纪，私下却广发通知，只收钱不办酒席或少办酒席，营造“勤俭办酒席”的光鲜假象，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一些收送礼行为开始借助互联网支付平台。例如，2019年1月，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南昌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樊国华违规收受4名服务对象礼金4500元，这批“红包”就是通过微信转账获取的。

　　 三、对隐形“四风”露头就打。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正在优化整合执纪监督、巡察监督、派驻监督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力量，加强对乡镇（街道）基层站所、部门二级单位、国有企业等“四风”易发多发区域的专项监督。杭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利器，对“三公”经费、公车使用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对“三重一大”等相关事项进行申报备查。云南省纪委监委及时把发现的问题在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等省内主流媒体进行公开曝光，持续放大警示效应。自2019年2月起，四川省成都市在全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赌博敛财”问题专项整治。（中央纪委网站2019年4月29日发布，原标题《深挖细查 揭开“四风”隐身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