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脊梁 密县之骄傲
——追念著名爱国人士樊百全先生
李清喜
樊百全简介
樊百全（1897-1960），男，汉族，字俊源，以号行。1897年4月25日生于密县关口村。1918年，考入密县县立师范，毕业后在大隗镇初小教书。1923年春只身赴上海，在敏体尼荫路南阳桥国语学校安身求学。1924年春，回到关口张小寨任国民小学教员，在关口东关帝庙兴办了新学堂。1926年2月，在县城组织密县青年学社。1928年春任密县新农村指导员。1927年4月参加国民党，1929年被选为国民党密县常委，1937年，任国民党密县党部书记长，曾任郑州市党部特派员、省参议员等职。1940年2月19日，反动县长孟祥霖因不满樊百全与张书印等共产党人接触甚密，派常备团队将樊家包围，23岁长子樊浩因掩护地下工作者英勇抵抗被枪杀。194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南京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所属交通委员会工作人员、二野驻宁办事处招待股长和重庆市招商局总务股长等职。1958年受党内“左倾”错误思潮迫害，被强加的“反革命罪”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0年9月17日含冤病逝于四川省芦山县苗溪茶场,卒年63岁。1984年4月25日，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的敦促下，重庆市公安局和重庆市饮食公司联合作出为樊百全冤案平反昭雪的结论。1984年11月5日，密县青屏剧院隆重召开追悼大会，密县各界人士沉痛悼念樊百全先生。
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在反映和昭示时代先声的中原地区，密县著名的爱国人士、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共产党人的真诚朋友樊百全先生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有着极其坎坷的生命历程和许多人无法企及的人生传奇。
富有传奇人生
樊百全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乳名俊源，字伯泉，又名百全，密县苟堂乡关口村人。
樊百全从八岁起，在自家和新郑土桥寨舅父家先后读了七年私塾，学习了四书、《诗经》《易经》《书经》《鉴略妥注》《左传》以及初小国文、算术、修身等，虽不丰富的求学阅历却为樊百全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樊百全小时候家中有旱地280亩。当时家庭气氛腐化污浊，吸鸦片烟、调唆词讼、殴打女人，压迫佃户。幼年的他对这些却深恶痛绝。
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成了樊百全人生选择。当时正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德宣战，应募当兵，报效国家，成了他最好选择，不料因迟到一天未能入伍。
1918年，22岁的他考入密县县立师范，毕业后，在大隗镇初小教书。1923年春他只身来到上海，想半工半读，以求进步。到上海后举目无亲，在敏体尼荫路南阳桥国语学校暂时安身。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的“觉悟”栏及“民国旬刊”，他颇感兴趣。也曾到曹逸飞、王世颖等所创办的合作星期学校数次听讲。
1924年春，樊百全回到家乡关口张小寨任国民小学教员。在20里范围内，创办平民教育。当时初小学生受教育者约有200人，平民学生毕业者有300人之多。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举国震动。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樊百全深信无疑。对于共产党所出版的《向导》及《中国青年》他也看了许多。1926年农历正月，他在县城组织密县青年学社，出版《密县青年》，口诛笔伐封建社会的腐朽。1927年，樊百全和当时的革命志士张之朴、郭安宇、袁强斋、孙万桢、郭静宇、周同海、周幼宋、王子明等在豫西分别联络庙道会、红枪会及杂牌军队，响应北伐军，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军阀统治，导引冯玉祥西北军东进。后到郑州入陕甘农村组织训练处受训，在数百人大会上，樊百全提出祖父辈压迫佃户的情形，被认为有“赤化”嫌疑，几被禁闭。
1927年4月樊百全加入国民党。之后，曾任国民党河南省密县党部负责人，郑州市党部特派员及省参议员等职。1928年春，樊百全出任密县新农村指导员，贪官关鸿庭、徐德铨、土劣王滋靖等将国民党密县常委张书印镣押开封。他组织搭救，张书印于腊月底才脱囹圄。1929年樊百全因救张书印有功，被选为国民党密县常委。1930年，张书印被暗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樊百全打心眼里佩服和拥护。1933年，樊百全以锐利的眼光，就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土地革命问题，撰写了著名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之我见》这本进步小册子,抨击了土地所有制的弊端，明确提出“土地私有制之所以必须废除”的理由，主张耕者有其田，并进而主张“土地应该公有或国有，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表明了他在土地问题上的明确立场。他认为：“现在的社会是田非耕者所有，有田者反不耕。”指出土地私有制的四大弊害：一是土地私有制影响政治经济。因为土地私有制关系，巧取豪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全国85%以上最大多数农民，竟无田可耕。二是土地私有制影响法律。地主凭着法律上钢铁般坚固的保障，在“土地使用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的口号下，土地一天天集中，农民失业者随之而急剧增加，农民挺而走险，致罗于法网，横遭枪杀，这都是土地私有制造成的。三是土地私有制影响教育。教育是富人教育，贫人绝无受教育之可能，而贫家子弟，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被埋没于地下。如此相沿，人群怎会有进步？社会怎会不腐败？此皆受土地私有制之害也。四是土地私有制弊害影响于妇女。无论男子傻到如何程度，只要他有很多土地，马上就有许多女子嫁他；反之，无论有多么聪明的男穷酸，竟至一生讨不到妻子。土地私有制不废除，所谓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口号，皆属空谈。在文中，樊百全还对土地私有制必须废除阐述理由时：“土地对于人类之应用，也同于人类对空气和太阳之应用。空气和太阳供应大众共同享受。至于土地，亦应如此。土地既为养人之物，而今富者据为私有，粟米有腐于他廪；贫者家无升勺，枵腹待毙，如此岂得为平。且社会原始，土地本系大众公共之物，今以归还公共，养育大众，实为天经地义。由此可见土地应该公有或国有。”樊百全在当时对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土地革命问题，给出了精辟的见解。
从1928年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爆发，樊百全每年都领导穷苦人民大众，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展开激烈的斗争。鼓动团队包围县府，拟将贪官沈述仁镣解郑州；组织群众，将县长的岳父绑送至城内团部；率领学生和百姓请愿，驱逐县保安团队队长丁中一；荒年发动饥民数千人向富户强制借粮；领导全县小摊贩向大商人开展斗争，争取税捐的合理摊派。
1939年8月3日因叛徒告密，中共密县县委组织部长司树森被捕， 当月的13日，樊百全和28名地下党员及一批进步青年也先后遭逮捕，地下党组织者席国光、尚寅宾、王东旭等被通辑，密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史称“密县事变”。
抗日战争开始后，樊百全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在共产党帮助下，他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成立青年救国团，发展农会，为民族振兴奔走呼号。1948年10月，樊百全南下到舒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旋即随军至南京，任南京市军事接管委员会所属交通委员会秘书。之分别担任南京公安部二外鼓楼站外勤、二野驻宁办事处招待股股长。
1950年春随军到重庆，经西南军区分配到重庆市招商局工作，任总务股长，后又担任交通职工消费合作社城区分社负责人。1951年春，担任航务局合作社副主任兼经理。1952年元月，航务局合作社扩大为航运合作社，樊百全又出任主任兼经理。
1958年，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思潮泛滥，樊百全因在重庆给《工人日报》写反映工人体质下降的文章，被当作“恶意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而定为右派。还把樊百全当过国民党书记长的历史找出来算总账，以 “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12年。1960年9月17日，樊百全在四川省芦山县苗溪茶场含冤病逝，终年63岁。
展开地下斗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樊百全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密县共产党员，共同致力于国共合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妇女会等革命团体，依靠农会唤起民众，在密县各地开展了扒神像、剪辫子、办学堂、妇女放脚、禁烟禁赌、反对贪官污吏等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3年，密县就开始有了地下共产党活动，这些地下党员开始主要是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展开革命斗争。1929年到1939年，樊百全作为国民党密县党部委员、主任委员，在十分恶劣的白色恐怖下，利用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用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党在密县的地下活动。他不仅帮助密县地下党同志谋取公开合法职务，而且秘密帮助地下党发展农民协会。
1937年，密县借粮事件后，密县农会被国民党称为“共产党农会”，下令取缔。密县农会一度转为秘密活动后，在樊百全的斡旋下，又变为公开和半公开活动。到1938年，农协会已经如雨后春笋，发展很快，会员员已经达到七万多人。密县处处有农会，而农会的领导多是共产党人。
地下党人一旦遇到危险，樊百全积极掩护，保护他们的安全。1930年，在密县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子纯，因在群众会上发表了过激的抨击蒋介石的言论，引起敌人的怀疑，把他列入了共产党嫌疑分子。樊百全得知后立即通知李子纯迅速离开密县。李子纯的夫人杨春芙也是密县的中共地下党员，1931年的一天，樊百全跑去告诉她说：“现在敌人知道你和李子纯结婚了，把你也列入了共产党嫌疑，在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杨春芙在樊百全的安排下迅速离开密县，转移到其他地方。
在密县教书的中共地下党员胡殿生，因讲话过激，国民党省党部准备抓他，樊百全得知后，立即通知胡殿生远走高飞。1937年密县借粮事件后，中共地下党员尹光明因任二区农民协会干事长，被反动政府下令通辑。樊百全安排他去登封教书，以脱离险境。
1938年，他帮助中共密县地下党县委书记尚寅宾、王东旭谋取公开合法职务，安排他们到国民党区政府任区员，后来被国民党省党部发现，电告密县县党部将尚、王两人逮捕送省部，在这千钓一发之际，樊百全立即通知他们逃离密县。
樊百全对地下党的支持和掩护，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对他的注意。1939年春，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量遭逮捕迫害，密县形势也极为恶化，县长孟祥霖乘机煽风点火，暗向国民党上级汇报说，密县“赤化”，樊百全“拥共”，危害民国。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派特务王寿山来密县监视樊百全。有一天，王寿山和其他人与樊百全聊天，樊百全的幼子小红也在院里玩。王寿山一见，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想和樊百全套近乎。于是就嬉皮笑脸上前拉住小红的手，要认他做义子，樊百全顿时怒火中烧，断然拒绝道：“我不能因为要保官位，叫孩子喊别人叫爹呀！”王寿山当众招此没趣羞愧满面，无地自容，红着脸没势地说：“算啦，这真是高门难攀哪！”樊百全软硬不吃，挫败了孟祥霖和王寿山的嚣张气焰。
1939年，国民党密县县长孟祥霖，在呈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报告中，恶毒地指责樊百全支持共产党，是“叛党、叛国之行为，殊属不法”，提出“将樊百全予以最严厉之处分，以正国法。”1940年农历正月十二日黎明时分，反动县长孟祥霖派常备团队黑夜摸进关口，上房入院，将樊家团团围住，开枪射击。樊百全的23岁长子樊浩因掩护地下党员英勇抵抗被枪杀，樊百全抹干了眼泪，赞慰道：“好小子，有种，不愧是我樊百全的儿子！”之后，樊百全被国民党反动派以“通共、庇共、阴谋推翻党国”罪而被捕，先解送洛阳劳动营，后转送西安劳动营关押受训。
1938年，樊百全担任国民党密县县党部书记长时，是中共河南省委认定的国民党左派、抗战派。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前夕的几十年中，樊百全虽历任国民党要职，但他拥护共产党，长期和共产党合作，保护地下党活动，和共产党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共产党的真诚挚友。
大力兴办学校
1924年至1929年，樊百全领导了密县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办新学，振兴中华。县上办了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女子小学、平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
在他的影响下，山头湾、关口、观音堂、岳村、白寨、王家沟、牛店、超化等地也相继办起了小学、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但不少地区进展缓慢，特别是大隗乡和合寨廪生张耀奎从中捣乱。张耀奎仗着自己是教育局长钱雨村、二十保总团团长刘月亭、中学校长李绪庆等人的老师，顽固守旧，破坏办新学，自办供应学生伙食的私塾“伙房学”，与樊百全唱对台戏。樊百全针锋相对，发表《子曰铺，关门吧》的文章，列举八股文、读死书、死读书之弊端及张耀奎破坏办学的罪状，详述新教育对人民大众的好处，印发数千册，广泛宣传。后来，张耀奎的学生都退出了他的学馆，连他的儿子张藻也退出了。经过斗争，各类新型学校如雨后春笋，普及全县。
为了补充办学经费，禁烟、放脚等项罚款全归各地办学使用。为了让穷人们的孩子能上学读书，樊百全用放脚、剪辫、禁烟、抓赌的罚款钱，在关口集东关帝庙兴办了新学堂。规定凡七岁以上的男女孩子都可入学。同时在街北头，樊百全在自己家的大瓦屋办起了夜校，并卖地贴钱请教师任课，让全村的长工、短工等穷苦人学文化，明道理，通过学习，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年的夜校学员樊海泉、樊黑、樊丑、岳全、樊振华等老人，如今仍能津津乐道那时的情景，还能回忆起当时樊百全亲自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本》的一些篇目。
办学也使穷苦人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激发了对敌斗争的精神。
为使妇女彻底翻身，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樊百全还借用密县女小旧校址创办了妇女学习班。因师资不足，又从外地聘请了共产党员女教师谷郊任教。樊百全设法集资，给入学者每人发一件蓝上衣和一条黑裙子作为校服，鼓励学生入学，扩大影响。除教师上课外，樊百全还定时给学生上课，并在课堂上引用多种事例，鼓励大家争自由，求解放，争取男女平等，增强爱国观念。通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逐渐提高，有的支持丈夫联络共产党人开展对敌斗争，有的还转入了密县女小，成为正式学生。由于樊百全的不懈努力，密县的青壮年妇女不但解除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而且还成了密县革命工作开展的一支生力军。
勇斗贪官劣绅
樊百全爱憎分明，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恨之入骨，对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大众无限同情。他支持并亲自带领农民斗官绅，拯救百姓于水火。1929年，樊百全当选为国民党密县县党部委员。当时密县县政府是反动势力的集中代表，县长大都是贪官污吏。以樊百全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农民有为难事，都去找县党部。凡有县长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他们即挺身而出为民撑腰，行书上告，告倒告跑了反动县长刘元、张国威、陈天煦等。密县国民党党部门上曾贴着一副对联：上联“不怕苦、不怕死，革命党人请进来”，下联“想升官、想发财，投机分子滚出去”，横批“天下为公”，这幅对联振奋百姓，震慑贪官和土豪劣绅。
1936年，密县反动势力的代表、县长刘元勾结豪绅，竭力反对农民协会。他吮吸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他徇私枉法，敲诈勒索，对老百姓心狠手毒。百姓叫苦不迭，暗地里编了个歌谣：“县长刘元在，农会起不来；刘元赶不跑，农民活不了！”
樊百全对刘元的胡作非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决心赶跑这个昏官，为百姓除害。他召开农会会员和学生骨干参加的专题会议，以“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团结起来力量大、天大的困难都不怕的道理，他在会上列举了刘元鱼肉百姓、贪污受贿的种种罪恶。并安排进步人士李宗华、张天德、李末等人到专署告状，历时半年多，往返十多次。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河南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不得不查办刘元，刘元看到大势不妙，妄图逃之夭夭，但因樊百全和农会骨干严守城门，只好于当年冬天偷偷从南关水门洞狼狈逃跑。官司打赢了，刘元被赶跑，老百姓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情绪异常高涨，纷纷要求加入农民协会，不长时间发展到700多人，力量空前壮大。
1935年秋，密县所有的庄稼颗粒未收，百姓啼饥号寒。而乡保长们仍然催粮要款，摊派苛捐杂税，各处农民协会纷纷将灾情呈述于县衙。在县党部书记樊百全的鼎力要求下，国民党县政府出了个“各乡镇不准摊派杂款”的告示。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地方的保甲长照旧向农民摊派，引起农民们到县衙告状，樊百全知道后要求承审员李翠卿严惩乱收粮款的保甲长，李翠卿慑于樊百全的威望，不得不照办。从此，那些乱收粮款的保甲长不敢胡作非为了。
1937年春，密县发生灾荒，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而贪官污吏层层盘剥，豪绅奸商囤粮不卖，使灾情更加严重。樊百全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通过秘密农会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河南密县借粮事件。其宣传内容是：“灾荒之年富户要借给穷户粮食，借一斗还一斗二，待好年景归还，由保甲长、联保主任负责，以土地作抵押。”而那些土豪劣绅不仅不借，反而到处告状。这一下子激怒了借粮的群众，他们带着布袋、簸箕，潮水般涌向各村大户，借粮队伍不到三天扩大到五、六千人，范围发展到30多里，借粮达30多万斤。借粮斗争有力打击了贪官和土豪劣绅，缓解了当时的饥荒，深得民心。
1938年冬，密县县长孟祥霖到任不久即勾结土豪劣绅，镇压革命群众，表面上假惺惺的样子装得十足。有一次在城隍庙群众大会上，樊百全决计撕破他的画皮。他在会上疾呼：“各位老少爷们，您在下面有啥不平的事，或者谁欺负您，您就进城来告他。县政府的衙门不好进，您可来县党部找我，我一定会给您做主！”县长孟祥霖做贼心虚，怕丢脸，马上阻止。樊百全回击道：“衙门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今天你还不是闺女穿她娘的鞋，老样子！你这衙门不是南衙封府，不能为民伸冤！”樊百全的话把孟祥霖说得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悄悄退出人群。
樊百全的家庭是富裕的，但他不屑于那些穿着昂贵、生活奢侈的官绅们。他一生从不讲究穿戴，夏天是一件白衬衫，一身蓝洋布制服；冬天是一身洋布棉衣裳，一件黑大衣。不论冬夏秋冬，都不戴帽子，也不留长头发。他从来不讲究吃喝，下乡到别人家吃饭时，总是说：“咱吃家常便饭，菜不菜都可，我的口味重，有盐就行啦！”他在家吃饭，也不过是玉米糁、杂面条、窝窝头，捞面条、豆米汤则是改善生活，肉馅饺子只有逢年过节才吃上。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常喝茶，好喝凉水。
他反对铺张浪费，可对老百姓他却一点也不吝啬。1946年正月初六，樊百全的次子樊平民结婚。由于樊百全是郑州市国民党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前来贺喜的各界人士、亲朋好友和乡亲络绎不绝。对这些来自下层的平民百姓，樊百全一律奉为上等贵宾好好招待。午饭前，樊百全吩咐陪客和端盘的人：“穷苦人起早贪黑，一滴汗珠摔几瓣挣不来一升半碗，他们的东西来之不易，礼轻情义重，能来就是看得起我。今天待客对穷苦的乡亲们比贵宾还‘贵宾’，除了该上的饭菜外，再吩咐厨子多为他们做几道菜，让他们吃饱吃好。”并申明：“凡到这里作客，任何人不准抽大烟，有瘾只好忍着了”。饭后，那些官绅们扫兴而去，平民百姓们可乐透了，他们打心眼里感激爱憎分明的樊百全先生。
革除封建陋习
始于南唐的女子缠脚，后来一直延伸近千年。千年的缠足之苦，不但影响妇女身体发育，同时更不卫生。1928年前后，冯玉祥到河南号召百姓放脚剪辫，移风易俗，破除迷信，但密县进展缓慢。1930年春，樊百全在密县发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分子以及开明士绅，建立放脚委员会，提出了“小脚可耻，天足文明”的口号。
樊百全的夫人白芝卿积极响应丈夫放脚的号召，第一个放了自己缠过的“三寸金莲”，勇敢挑起“放脚委员”的重任，协助丈夫宣传男女平等，还编了打油诗：“裹臭脚，裹烂脚，裹得烂脚贴膏药。小脚女人不快放，日本来了跑不脱。”
樊百全还和宋志愚率领密县老城城关镇女校学生逢集逢会宣传放脚。天仙庙每年3月12日古刹大会，演有两台大戏，群众赶会看戏的特别多。樊百全就让女校学生到妇女看戏的花场，凡是缠有裹脚布的统统解下，并用竹竿把抖下的裹脚布挑着，宣传缠足的害处。学校根据樊百全宣传放脚的精神，以《誓死不与缠足女子结婚》命题作文。
在樊百全的亲自领导下，放脚委员会成员深入各乡分两步开展工作：一是每到一地协同保甲长召集青壮年男女宣传放脚的好处；二是隔几天再复查该村放脚情况，挨户逐人（青壮年妇女）一个不漏，放者表扬，违者批评，甚至罚款。南山白龙庙一个保长家中，其妻30岁左右，倚仗权势，对抗不放，并扬言：“大脚丑死人，人老几辈子没放也过了。”樊百全听到后，立即当着保甲长面令其当场放脚，并罚款五个大洋。通过宣传放脚，群众觉悟逐渐提高，放脚风气逐渐形成，密县妇女不但不再受缠足的痛苦，同时也提升了在政治上的地位。
在封建社会，男子蓄发已经形成习俗。满清入关，强化旗俗，令各旗男丁一律剪去边发，并将所蓄之发编成三股辫，拖在背后，不论工作或休息都不方便。辛亥革命后，提倡男子剪掉发辫，但因军阀混战，政令不能畅通贯彻。樊百全疾愤当局执行不力，即咨请警察局在城垣四门，设立警哨，行人出入凡是男子留有发辫一律剪掉。超化街有一个望族大户叫钱老六，头戴瓜皮帽，甩着松散的大辫子，迈着八字步在街上摆来摆去，抵制剪辫运动，谁也不敢惹他，樊百全悄悄地让人到商店找把剪刀，趁他不备，突然剪掉了钱老六的大辫子。
在密县东北乡山岔口村，有一个清朝举人李群玉，是个大绅士，县长到任都得去拜望他。他依仗势力，蓄辫不剪，全家妇女裹脚不放，影响一方。樊百全挺身而出，专门碰硬，亲带勤务兵张合全（中共地下党员）和农会会员到他家，举人急忙招待樊委员到客厅坐下，张合全等人顺手剪了他的小辫，并抖掉了他家七个女人的裹脚布。他仰天大哭，如丧考妣。东北乡局面从此打开。樊百全铁面无私，即使亲戚家缠脚蓄辫子，也同样处理，罚款加倍。
在不长的时间，密县的男子基本上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当时群众赞扬道：“剪掉辫子虱不生，既省事儿又卫生。”
樊百全反对赌博，对赌博的人嗤之以鼻，他大力倡导抓赌行动。1929年，密县教育局长冯权，生活腐化，公开在局里赌博，不干正事。国民党密县党部委员的樊百全派农会负责人宋志愚抓了他，把赌牌送到县党部。为人圆滑的冯权外号“顺先”，找樊百全说情。樊百全严厉斥责后说道：“我这人是不吃顺，又不爱听别人说情。”冯权张口结舌，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自我解嘲：“我知道你不吃顺，我也没敢给你顺……”在一大群人哄笑中灰溜溜地走了，搞得冯权威风扫地，只得偷偷离开密县。
赌博往往和吸大烟连在一起，樊百全就利用自己的名望，强行取消了领有执照的烟膏店，成立了戒烟所，禁止种烟，违者罚款，责令吸鸦片者自行戒除。当时集吃（大烟）、嫖、赌于一身的县长沈述仁的岳父杨化轩，仗势对抗禁烟，不仅拒不戒除，还出语惑众。樊百全与张书印一起发动组织第二职业学校的师生和农会会员等二、三百人召开禁烟群众大会，会后由樊百全领着群众涌到杨化轩家中搜出烟具，并让这个县长的老丈人挂着烟葫芦游街示众。经过牛店、密县县城、大隗镇、观寨等地时，都要召开大会宣传林则徐禁烟的爱国主义精神，无情地揭露反动县长沈述仁岳父抗拒禁烟的罪行。为非作歹、时常欺压百姓的县长沈述仁为此大发脾气，愤怒的群众一怒之下将沈述仁绑在县衙大堂的柱子上痛打了一顿，樊百全亲自带领群众队伍游行助威。之后，沈述仁狼狈地逃出密县。
但沈述仁却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疯狂地进行反扑。他勾结大劣绅王洪瓒，串通东南区区长靳子树，在游行队伍行至观寨路上，靳子树令其手下人下毒手，两声枪响，樊百全腿部中弹落马。自此，樊百全的左腿伤残，拄杖多年，所以，不少人称他为“樊瘸子”。樊百全在禁烟方面，不畏强暴，勇往直前，不怕自身遭暗算。正因为如此，禁烟禁赌一度蔚然成风，也引领了社会的新风尚，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开展。
樊百全是个唯物主义者，一向反对封建迷信。他不仅领导了密县的放脚剪辫运动，还组织农会中积极分子扒神像。在扒了打虎亭北边的娘娘庙后，他还带领大家唱《扒神胎》歌谣：“可叹真可叹，有人心太憨。明知鬼神是泥塑，瞪着两眼拜泥团。木是骨头泥是肉，筋是麦秸乱麻缠。修个男像叫爷爷，修个女像喊奶奶。修个站像不会坐，修个坐像起不来。通通鼻子不出气，摸摸耳朵两大片。有病去求它，永不发一言。没粮去求它，不给人半碗。同胞们起来干，扒去神胎不受骗”。在樊百全的倡导下，当时的密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扒神运动，让老百姓摆脱了神权的束缚。
投身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之后，樊百全兼任密县自卫团副司令及河南省党部临时参议员。他拥护并力主实行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为调动老百姓的抗日积极性，他组织人员散发油印的抗战歌曲，让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同唱：“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拿枪上前线，拼命杀敌顽。打败日本鬼，才是英雄汉。”“我今与倭奴，仇不共戴天，同志齐奋起，责任肩上担。努力齐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自由权。”
1937年，樊百全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他经常到学校给学生讲话，鼓动大家投身抗日活动。他亲自组织学生成立抗日少年团，对大家说：“年纪小可以站岗、放哨、查路条，还可以帮助军队探听消息，也可以搞宣传，搞募捐支持抗日。”为做好抗日宣传工作，樊百全亲自教学生唱歌谣《大家都煮东洋鬼》：“你对面，我对水，大家都煮东洋鬼。翻一翻，死一千，捺一捺，死一万。翻一翻，捺一捺，把鬼子煮得稀巴烂。”
1938年秋，日寇侵入豫东，中原战争吃紧，河南形势异常紧张，密县人民惶恐不安。樊百全亲自领导由青年农民组成的200多人游击队上山进行游击实习，并指导射击、刺杀、匍匐前进、急救包扎等，队员们都称他为司令，他还仿写了岳飞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激励士气，当时的国民党民团副团长王汉杰出任游击队大队长。樊百全还在登封县组织五县（即长葛、新郑、密县、洧川、登封）联防，准备在日寇到豫中时打游击战。他还组织多人，到密县利用国民党县长陆建堂掩护作抗日工作。全县人民，抗战情绪，异常高涨。
1939年，蒋介石积极反共，密县抗战形势随之突为逆转。正当樊百全领导密县人民进行抗日之时，国民党密县县长孟祥霖、中统特务王寿山硬说樊百全“庇共”、“危害民国”，而将他逮捕入狱，樊百全被送押于郑州国民党行政专员公署狱内。后又押离郑州，途经新郑、许昌、叶县、方城、南阳各县监狱，解至镇平县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接着把他押至镇平县监狱内。由于樊百全当时痛恨蒋介石政权专横独裁，于是又把他解押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被押送洛阳劳动营受训的樊百全在营中住了半年，因洛营改制（成了转送机关），又被转送西安劳动营。在营中经过许多曲折，他毅然于腊月某日早晨溜出劳动营，坐上车子，跑出西安，去到距西安西南约25里的郭杜镇所驻扎的国民党某补充训练团，找到前密县国民党县委蔡德安，暂求掩护安身。
1944年春，日寇侵犯鲁山，樊百全随国民党省党部逃至内乡县赤眉城。得到国民党省党部及三青团河南支部的任命，东返至荥阳、郑县、密县、禹县一带，和挺进军王国然联合组成“双十军”游击队抗日，并计划和皮定均的部队联合。樊百全到密县南山后，又和王国然商量，向国民党省府方面领取款项、子弹，以便东返后公开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樊百全不怕杀头，不避艰险，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反对内战，拥护和平。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赵宜人秘密联络，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以在郑州开设煤厂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为共产党提供情报，为解放郑州做出了贡献。解放后又配合郑州公安部门成功破获潜伏的特务组织，逮捕了一批特务分子。
沉冤终于昭雪
1958年，受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思潮迫害，樊百全被强加的“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0年9月17日在四川省芦山县苗溪茶场含冤病逝，终年63岁。
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共产党人的真诚朋友、著名的爱国人士，蒙冤狱中还还给自己的子女写信，嘱咐他们热爱共产党，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并说道：“把我放在人民的对立面，这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坚信党组织不会冤枉好人，真相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临终前还致函子女：“永远跟随党和人民，多尽义务，少想权力。”
1982年中共密县县委邀请1938年在郑州地委和密县县委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党史。在这个会议上，1938年曾任过中共密县工委第一任书记的尚寅宾提议把樊百全的问题议一议。他说：“樊百全已经盖棺了，我们这个会可不可以给他来了定论。国民党说他包庇共产党撤职查办，关劳动营；而共产党中有人又说他是反革命，把他判刑，关押致死。我们这些人，包括在座的席国光同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当年任郑州地委书记，化名纪西），都遭到国民党的抄家，追捕，最后还以在逃反动分子的名义被通缉。而在延安的“抢救”运动和“文革”中，又被当作国民党的特务或叛徒，整来整去。而所有这些怀疑的焦点就是和樊百全的关系。在座的都是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本着对党、对朋友、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说樊百全到底是什么人？”斯言一出，全场哗然。席国光首先表态说：樊百全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不允许给他抹黑！当年的地委民运部长刘清源接着说：“樊百全在1938年对我党领导的郑州青年团很支持，曾当面告诉我说团内有国民党的特务，要警惕，还提出要不要把他干掉”。大家一致同意席国光的发言，并建议给樊百全落实政策。这次会后，席国光给四川省公安厅说明了情况，公安部也转了材料。当时还存在“左”的影响，有的人对应不应该给国民党的书记长平反，对死人需要不需要平反，还心有疑虑。尚寅宾还写信给负责落实民主人士政策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副总理杨静仁当即把尚寅宾的信批给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又责成重庆市公安局办理，并要亲自审阅公安局的调查报告。重庆公安局调查认定是错案，1984年4月25日出为樊百全平反的结论，并提请法院撤销判决。副总理杨静仁还把材料批给河南省委时任第一书记段君毅，段君毅书记又批给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宫振民办理。宫振民早在1938年参加八路军就和和樊百全有信件来往，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把他写的信作为樊百全“通共”证据。他非常了解樊百全，责成密县县委由统战部出面召开追悼会，给樊百全恢复名誉。1984年11月5日，密县青屏剧院隆重召开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密县党政军民等各界人士怀着沉重的心情悼念这位历史上对党和人民做出非凡贡献、名闻遐迩的非共产党人士樊百全先生，人们都为密县出了个民族的脊梁樊百全感到自豪和骄傲。
樊百全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是追随孙中山先生、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密切合作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的光亮和人生的智慧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坚定前行！
密县农会干训 河南密县
班毕业证章 农会会员证章
樊百全《自传》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