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荡做事    勤政为民

——记原密县县委书记薛德华

魏锦池

薛德华简历

薛德华，生于1929年，汉族，祖籍江苏省睢宁县姚集乡吴宅村。1945年12月，由同学李凤仙介绍，在江苏邳县参加了革命工作。1947年4月在山东省章历县（现章丘市）由周道帮、刘玉书介绍入党，1948年转正。1946年8月，在鲁南干部学校学习了四个月，1947年1到3月份，参加了著名的山东莱芜战役支前工作。莱芜战役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山东省章历县，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10月，参加“华中干部大队”南下，12月份到达河南杞县。1948年1月，与董照恒（曾任密县县委书记）、焦裕禄（曾任兰考县委书记）等同志一起分配到尉氏县工作，在蔡庄区担任财粮助理员，10月参加淮海战役支前，担任政工股长。淮海战役结束后，担任尉氏县城关区（一区）副区长。之后，相继担任尉氏县司法科长、副县长兼法院院长。1954年以后，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书记处书记兼县长、县委第二书记兼县长。1966年12月到1970年9月“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1970年10月，担任开封地区交通局负责人。

1970年11月调到密县，任密县革命委员会常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1971年1月以后，任中共开封地委委员，密县县委副书记兼新密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生产指挥部指挥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组织为薛德华同志彻底平反；1979年1月，他担任了密县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主任，密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任密县县委书记，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982年，调到开封地委，历任纪委常务副书记、开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组长、开封市纪委书记、河南省纪委委员。1987年，任开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理主任、常务副主任、人大党组副书记、中共开封市委委员，1995年离休。

薛德华在密县担任领导职务12年，领导全县干部群众拨乱反正，兴利除弊，开展生产，发展经济，为密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密县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担任县委书记期间，要求自己严，要求子女严，要求干部严，被后人称为“三严书记”。

战火纷飞革命路

薛德华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祖父薛允富、父亲薛作坤都是给地主当佃户种地。他姊妹四人，俩姐，一个哥，他排行老四。1937年秋，他的父亲因病去世，那年他才8岁，哥哥14岁。父亲的去世，使家里失去了劳动力，家里生活非常困难，薛德华不得不帮着母亲和哥哥干农活。

1938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撤走，当地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打家劫店，横行乡里，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日本军队占领后又进行烧杀掳掠，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久来了共产党新四军，消灭了土匪，建立抗日政权，成立学校，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社会秩序好转，老百姓生活得到改善。可是，不久日本兵又占领了他的家乡，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轰炸古邳和大王集两个镇，把古邳镇一处千年古刹炸为平地，大火烧了好几天。他还亲眼目睹了鬼子兵扫荡赵场村和进攻姚集镇，用战车将姚集北门撞坏的惨状。日本鬼子的侵略恶行，在薛德华幼小的心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正上小学的他，也积极投身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写标语、演戏、参加歌咏队等，开展抗日宣传。

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侵略者进攻，炸开黄河花园口，使豫东数百里被黄水淹没。灾区人民除了被淹死、饿死、冻死外，大批灾民逃荒要饭到苏北解放区。蒋介石又制造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在北上抗日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埋伏袭击，许多战士壮烈牺牲。薛德华在学校听到这些后，义愤填膺，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愤慨，便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革命道路。1945年12月，先是在解放区江苏邳县税务分局搞商情调查和税务检查，后到江苏盐城和山东莱芜支前，接着到章历县搞土改。由于他工作积极主动，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土改政策，得到上级和当地群众的好评，在此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随军南下，留在河南省尉氏县开展对敌斗争工作。当时，敌我斗争十分激烈。 1948年4月，豫东匪首曹十一率部袭击蔡庄区，分区和县大队派部队支援，在水台村附近将土匪击溃，把区干部解救出来。当年5月，国民党第75师扫荡蔡庄一带，他们跟军分区部队一起转移到杞县。返回尉氏时，又与敌新五军相遇，军分区米良政委亲自指挥部队进行阻击，最后才脱离险境。返回尉氏后，土匪朱柯维又袭击蔡庄区。他们得到情报后，提前转移出去。当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薛德华奉命参加支前工作，任支前大队政工股长。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白天有敌人飞机轰炸，大部分时间是晚上行军。有一天夜里行军，大雪纷飞。薛德华的鞋子坏了，他却一声不吭。有位同志提出向村民借一双鞋，他坚定的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不要给群众添麻烦了。”硬是坚持赤脚在雪地里走了二十多里。

淮海战役结束后的1949年3月，20岁的薛德华被任命为尉氏县第一区副区长。1950年秋天，美蒋特务利用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残余势力，在尉氏第一区进行反革命暴动，波及尉氏和开封、通许三个县，薛德华成为土匪头子高焕章发动袭击和暗杀的重要目标。第一次暗杀被派往土匪内部的内线人员发现后进行巧妙阻止，土匪又对他进行第二次暗杀。得到情报后，县大队长吴孝义决定将计就计，叫他带一个排战士去大李庄埋伏，消灭这股土匪。因通讯员枪走火暴露目标，土匪没进入伏击圈。两天后，高焕章在尉氏河东地区寺前张村集中起来几十个土匪，天亮时袭击了第一区大桥乡政府，绑走乡长王老虎、村长刘长礼和粮库主任聂兰珍三人。得到群众报告后，吴孝义带县大队，薛德华带区中队去追击营救，土匪在崔家被县大队和区中队打散，绑走的三名同志被安全救回。这伙土匪被打散后，又在开封县集中起来，袭击了水坡乡政府，他们还计划在大槐树村集中几百人袭击尉氏县城。县委得到情报后，让薛德华带两个连的兵力去埋伏，等土匪集中后消灭他们。薛德华和罗忠义、文丙珠三人带领部队，来到大槐树西门，开始清查外来人员，却因一连和二连哨兵在北门开枪暴露目标，土匪未敢集中。后来，这股土匪又在河东打死县公安局侦查员张德和公安队苏班长，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为此，军分区派出部队，配合各区中队进行清剿，薛德华带领区中队在军分区部队的协助下经过多次战斗，将土匪大小头目全部抓获，匪患最终被彻底平息。

建设第二故乡

薛德华1970年11月来到密县后，就把密县作为他的第二故乡，殚精竭虑进行建设。

他来到密县工作后了解到，密县是个资源大县，煤矿、铝矿很丰富，但交通运输比较滞后，阻碍了经济发展。要想富修好路，经多方努力，密县07108工程（即密杞公路）开始施工，密县境内从三岔口到曲梁坡刘村，全长20.5公里,到次年5月渣油表处路面，正式通车。为了道路既保证质量，又按时完工，从开工到通车，他基本上天天都在工地指挥、协调、检查，还经常带领指挥部人员，徒步到工地上研究、部署工作，检查施工质量，并与施工人员同吃一锅饭，与群众打成一片，以此鼓舞工人的干劲，使工程按时、按标准顺利完工。    

密县是个丘陵地区，农业生产需要化肥，开封地区化肥厂建在密县。薛德华想，如果能够说动地区领导，争取把化肥厂下放给密县经营管理，密县的农业发展一定会如虎添翼。于是，他多次跑到开封地区找领导反映情况，陈述化肥厂下放给密县管理的种种好处，诸如：便于管理，便于协调工农关系，还能解除地区领导在管理企业时鞭长莫及的困扰等等。有时遇到领导开会，他就在外面等候，时常忘记吃饭。本来，开封地委有他不少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无不为他这种一心为公精神所感动，最后研究决定，批准密县的申请，把化肥厂下放给密县经营管理。在申请这个项目过程中，他没有给有关人员送过礼，更没有用公款搞过接待、宴请。后来，同志们开玩笑说，薛书记“空手”要来一个化肥厂。

化肥厂下放到密县后，县委决定对化肥厂进行升级改造。为尽早投入生产，薛德华同志亲自组织县里懂技术、懂工程的相关人员，调查、研究、论证。不管刮风下雨，不论白天黑夜，他一有时间，便来到工地，和技术人员共同解决施工难题。最后，终于将化肥厂改造成一个年产5000吨合成氨的化肥厂，为密县粮食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到密县后，走遍了全县每个大队。从中发现，密县缺少雨水，十年九旱，不要说农田灌溉，就连群众吃水都很困难。为此，他提出了“让天上的水蓄起来，把地下的水挖出来，将别处的水引进来”的口号，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找水积极性。他亲自带领县水利局专家钱昂等同志查找水源，无论是炎热酷暑，还是风雪严寒，都挡不住他们走村串乡，翻山越岭的步伐。薛书记以身作则，脚踏实地，为民操劳的精神，为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促使社队干部纷纷行动起来，采用各种方法，在水资源奇缺地区打井、挖泉、建水囤，兴建屋顶接水工程，解决了19万人生活用水问题。1973年10月，国务院在密县召开现场会，屈嘴五代井、黄路营井、岳岗井、乔沟女子打井队，均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和大会表扬。会后，国务院打井办公室专门奖励密县两台千米钻。如今，这些水井还在发挥着效益。

密县老县城始建于隋朝大业12年，县城下面埋藏着丰厚的煤炭资源，省里多次要求密县城搬迁，以便开发地下煤炭。为此，1974年10月，密县县委决定建设新县城，并成立了筹建领导小组，薛德华任领导小组组长，县委办公室主任韩宗元任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薛德华和县委第一书记程金瑞等领导，带着有关技术人员，先后考察了刘寨、来集岳岗、城关惠沟、三岔口、云梦山、青屏山、米村士郭、牛店打虎亭等地。尔后，召开会议，征求意见。会上，县西的同志主张往西建，县东的同志提出往东建。可是，由于有的地下有煤田，有的占用耕地太多，有的工程量太大等等原因，均未确定，选址出现议而不决的局面。薛德华在会上发言，提出把县城建在韩庄青屏山下。一位领导不理解，说：“我就没见过把县城建在山上的。”对此，薛德华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他说：“昔阳县就建在山上，重庆也是建在山上，把县城建在韩庄的好处是，不占平坦耕地，能保证全县粮食生产。县城饮用水问题，可以从五里店、牛店李湾水库经过几级提灌引进县城。再说，要是继续争论下去，再有十年新县城也建不成。”争论之后，达成共识，他和程金瑞书记一起，带着图纸资料到省里汇报。省计划委员会派人实地考察，认为县里的选址意见符合实际，同意县城建在青屏山。

建设新县城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设计。薛德华找到自己的老领导、武汉建筑学院党委书记谭林东求助，谭书记特意派了一名教授常驻密县，无偿地为新县城进行规划设计。为了节约资金，筹建领导小组决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先建立了300人的施工队伍，自己的县城自己建。水泥由县水泥厂生产，钢材用废旧钢材换。一些领导和单位也伸出援助之手，河南省煤炭厅帮助解决一些钢材指标，县人武部协调临汝驻军无偿运来建筑用沙。为了解决新县城建设和居民用水，除了韩庄水源外，还在县粮食局院内打了一口深井，又在青屏山上建了一座3000立方的蓄水池。经过5年建设，到1979年9月，新县城初具规模，比预算节约200万元。县委、县革委以及公安局等县直部分单位相继迁入新县城办公。初具规模的新县城，城区面积3.84平方公里，总人口1083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107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月，薛德华担任了密县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主任。此时的密县，同全国一样，由于10年动乱，百废待兴。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余毒，医治“文革”创伤，恢复发展生产，使全县各项事业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年2月，薛德华主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地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强调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年底，在薛德华安排部署下，县委对“文革”中发生的1168件重大冤假错案、遭受迫害的3450名干部和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薛德华在密县首先组织开展大讨论，还在县委党校举办了5期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和讨论的干部达1300多人，并在全县群众中进行了广泛宣传。密县县委的做法，得到省委高度重视和肯定，省委书记段君毅亲自听取汇报。1979年9月，中共开封地委在密县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现场会，推广密县经验，《河南日报》专门刊发文章，报道密县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效果。

1980年9月14日到20日，中共密县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选举薛德华为书记。就在这一年，县委决定开放曲梁、大隗北沟、县城西街等清真寺；动工兴建超化公社洧水公路大桥，次年5月建成通车，密县至禹县公路也随之通车。1981年，县政府召开畜牧工作会议，公开支持私人饲养大牲畜。同时，贯彻落实“国造国有、社员造社员有、合造共有，社员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地方种植林木归社员所有”的林业政策，出台文件，稳定山权、林权，为后来推行的绿色环保活动打下了基础。到八十年代初期，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25亿元，比1949年增长18.49倍；人均纯收入达到401元，比1949年的32元增加了12.5倍，群众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心底无私天地宽

薛德华为官的理念是：不该自己要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要。并以此严格要求干部和家里人。

薛德华在江苏邳县税征所当检查员时，才16岁，他每天经手的钱款和票据，从来没有出过差错。1947年在山东省章历县当土改工作队员时，从地主老财家中起获很多浮财，领导为队员们配发的工作用品，也是从这些浮财中选出一部分，让队员们自己挑选，薛德华仅挑了一条毛巾和一双筷子。他在尉氏县蔡庄区当财粮助理员，所经手的财粮账目，也是分毫不差。

薛德华在密县担任新县城筹建领导小组组长期间，挑选筹建领导小组有关工作人员时，要求这些人员必须政治可靠，廉洁奉公，坚持原则，吃苦耐劳，热爱新县城建设工作。每一笔资金支出前，他都详细询问支出是否合理，进行严格把关。有关人员到外地出差，反复强调：我们财政不富裕，要一切从简，不能住超标准旅馆等。期间，个别人想插手城建事务。薛德华心里十分清楚，他们就是想从中捞一把。为此，他严令财务管理人员：财务支出，必须经我批准。有个造反派找他批钱，还以打倒“走资派”威胁他。而薛德华却毫不畏惧，说：“要血一盆，要头一颗，要钱一分没有！”

不久，有人向地委告状说薛德华私自挪用公款，涉及金额500万元，地委派人前来调查。

原来，县委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开展了找水打井工程，全县先后打成了300多眼机井。可是，井打成了，还需要一系列配套设施，诸如水泵、水管、用电等等。同时，县里为了发展养猪，由县机械厂生产了3000多台饲料粉碎机，免费分发到生产队养猪场。购置机井配套设施和生产饲料粉碎机需要钱，钱从何来？薛德华就想了个办法，利用密县现有资源发展铝矾土生产。密县铝矾土蕴藏量很大，是烧制陶瓷的好材料，也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好项目。薛德华经过考察，就鼓励有铝矾土的社、队进行开采，由冶金公司专门负责销售。薛德华还积极推广发展烟叶生产，收购烟叶需要人手，就把那些没有工作的县直机关干部子女招收到供销社收购烟叶，还解决了一些子女就业问题。这样，县财政每年能够多收入500多万元。而这笔资金由他签字批准，全部用到了打井配套工程、生产饲料粉碎机等支援农业生产上。至此，所谓薛德华私自挪用公款一说，真相大白，不攻自破。
又有人向地委反映，说是薛德华利用干部调动搞铺张浪费，公款吃喝。开封地委来人调查，并让薛德华说明情况。后经调查查明：1981年9月，地委决定陈万顺县长调到开封县任县委书记，临行前，薛德华在县委招待所安排了一个饭局，为陈万顺饯行，作陪的有其他副书记、副县长等同志。饭前，薛德华向大家言明：这顿饭公家不出钱，吃完后大家平摊。吃完饭算账，大家每个人摊了三块二毛钱。开封县派了一辆车来接陈万顺书记，可是连人带家具根本坐不下，薛德华这才又安排了一辆车前去送他。开封地委来的同志弄清了事情原委，深为密县县委书记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的严于律己行为所折服。

有一次，县里财务小组到一个大队查账，账页上显示：招待薛书记买烟一条。大队干部解释说，是因为找薛书记要打井配套设备钱时，顺便买了一条烟带去。财务小组的人回来后，如实向薛书记汇报了这件事。薛德华说：“他们来找过我不假，还是我拿出来烟让他们吸。”后来弄明白了，那几个大队干部找薛书记时，确实买了一条烟，也是想送给薛书记，可见到薛书记后，薛书记赶忙拿出烟来让他们吸，就没好意思拿出来，后来几个人把烟分吸了，算账的时候，就记到了薛书记头上。

严于律己，公私分明

密县的干部群众都知道薛德华书记的脾气：工作在基层，不搞特殊化。他说，整天在办公室里坐着，怎么去领导群众搞生产？那是官老爷。因此，他除了参加有关会议，都在基层社队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全县300多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个个都能叫出名字，甚至一些生产队长他都认识。乡间公路沿线的干部群众，只要看到薛德华的吉普车，不用打听不用问，就会说：“看，薛书记来了。”1982年初，县委部署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分田到户。但是，由于解放三十多年来，干部群众都习惯了大集体生产方式，现在要分田到户，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薛德华为了抓住第一手材料，就三天两头往乡下跑，以摸清基层干部群众的真正思想脉搏。他发现白寨公社杨树岗大队支部书记张春迎是个有思想、有抱负、有见地的人，理解上级文件，开展群众工作很有一套，就在那个大队整整住了三天三夜，收集到了大队干部、生产队长，以及社员群众的真实反映，让秘书写成经验材料，在全县进行推广。尔后，又从县直委局三十多个单位抽调干部下乡驻队，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最后，统一了全县干部群众思想，加快了各项责任制落实进度，为发展经济打下了基础。

薛德华下乡，晚上不是住在公社招待室，就是住在大队部，从没有住过宾馆、旅社。在县委机关食堂就餐，自己拿着碗筷，和大家一起排队，如数缴纳饭票菜票。下乡检查工作，不是在群众家里吃派饭，就是在公社食堂吃大伙，吃完后按标准留下粮票和现金。一天，他到曲梁检查工作，快中午时，陪同他的公社书记赵铁锤问他吃啥饭，他说，你公社食堂做啥我吃啥。吃饭时，公社食堂给他做了烙馍和炒鸡蛋。吃完后，对秘书说：“该多少钱，给多少钱。这已经搞了特殊了，吃上了鸡蛋，群众哪舍得炒鸡蛋吃啊。”

薛德华为政清廉，公私分明。凡是找他谈私事的人，或者是老战友、老朋友、老亲戚前来找他，一律在家里做饭吃。1978年12月下旬一天，尉氏县委一位副书记来到密县，给薛德华送来了中共尉氏县委《关于为薛德华同志平反的决定》，对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假党员”宣布撤销。按说，人家是代表县委来的，完全是工作上的事，应当由县委出面接待，安排食宿。可是，薛德华却认为，自己虽然出生在江苏省，但16岁就离开老家参加了革命，在尉氏县一待就是23年，还在那里结婚成家，尉氏县实际上就是自己的第一故乡。这次“故乡”来人了，还是为自己的事，理应自己招待，不能让公家花钱。于是，他把那位副书记领到家里，让老伴炒了几个菜，招待了尉氏县的客人。

薛德华共有6个儿女，除了大女儿在洛阳工作在洛阳结婚外，其他五个子女都是在密县结的婚，但他都没有为孩子们举办婚礼，摆宴请客，更没有通知他人参加。1982年，他二儿子蔚然结婚，他拿出500块钱，让他们到杭州旅游结婚，还对孩子们说：我和你们母亲结婚时，一分钱都没花，现在条件好了，给你们点钱出去转一圈，就不办婚礼了，并让儿媳姚康做自己父母工作，得到了亲家同意和谅解。他还跟孩子们讲自己的结婚史：1951年，他在尉氏县工作，结婚时，衣服是发的军装，县里一位领导拿了一包水果糖，分给大家每人几颗，又聚在一起热闹了一阵子，婚礼就算结束了。他儿子结婚后，有一位老同事知道了，埋怨他不该瞒着大伙儿，他却淡淡地说：“我儿子结婚，是家里的私事，为什么要告诉大伙儿呢？”直到现在，当年密县县委机关干部都不知道薛书记的儿女们在哪里办的婚事，就连当年与他住一个院的同志都不知道。甚至有人说，薛书记的孩子都不是在密县结的婚。他主政密县期间，县里为他安排有一辆吉普车，妻子、儿女们没有因为私事乘坐过一次。

一次，县商业局的同志来到薛德华家里，还带了一包香肠，说是试制的产品，请县领导品尝提意见。他立即严肃地说：“领导家里吃东西应该自己掏钱买，不能以品尝名义占公家的便宜。我又不是美食家，品不出好吃或者不好吃来。要品尝，就去找美食专家。”硬是让那位同志把东西拿了回去。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把这件事提出来，严格要求全县党员领导干部，不得以品尝试用的名义接收礼品。
薛德华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既要严于律己，做好表率，还要严格要求下属。对下属要求严格了，才能保证他们少犯错误、不犯错误，或者不犯原则性错误。一旦接到有关干部涉及经济错误方面的举报，他都坚持一查到底，情况属实者，从严处理。否则，还干部以清白。有的同志不理解，认为事先不打招呼，有整人的意思。薛书记说：“我是关心他们，保护他们，才这样做的。”

1980年一天，他听到反映，说是平陌公社书记花公家钱请客吃饭，他就亲自调查了解，并找那位书记谈话了解情况。最后弄清楚了，是因为社办企业挖出来的铝石运不出去，公社书记就请客吃饭疏通了一下关系，可他本人却是带着馍、带着辣椒在四处奔波。最后，有关单位硬是被公社书记的精神所感动，为他们的铝石运输开了绿灯。时隔不久，他听到反映说，有人给县委干部送大衣。他没让纪检部门的同志去查，而是让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王珍同志先侧面了解一下，弄清情况以后再决定下步如何处理。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是一家企业从四川进回来一批鸭绒坎肩，8块钱一件，县委确实有干部买，可也都是自己掏了钱。查明了事实，起到了保护干部的作用。但是，对那些查明确实犯了错误的干部，坚决予以处理，决不迁就姑息。有一个大队干部搞婚外情，查证落实后，撤销了他的职务。

一位县委书记的幸福观

什么是幸福？薛德华认为：没有国家大幸福，就不可能有家庭和个人的小幸福。而他，和无数个共产党员一样，为了追求国家的大幸福，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小幸福，整整奋斗了一生。

薛德华小的时候，家庭没有棒劳力，生活十分困难。母亲虽然是个家庭妇女，却知道上学读书可以找到幸福的道理。因此，母亲坚持让他去离家几里外的学校读书。他深知，没有国就没有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个信念鼓舞下，他在学校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还是爱国进步青年，经常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高小没上到头，就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之中，跟着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严重冲击和无情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党组织给他平了反，他说：只要粉碎了“四人帮”，就算是给我了平反了，其他都不重要。此时的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当想起过去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不禁感慨万千：在战争年代，很多战友都壮烈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土匪也曾两次暗杀自己，都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化险为夷。自己不但活了下来，还当上了领导干部，而且家庭幸福，儿女双全，真是太幸福了。尤其是他享受的很多政治荣誉，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1957年，他在郑州军区礼堂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彭德怀元帅，并听了他们的报告。1960年，在省委北院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同年，他第一次进北京，带公社书记参加农业展览，游览了首都名胜古迹。1962年，参加了中央七千人大会，还在北京过春节，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并听了他们的讲话。会后，合影留念。1973年，参加国务院山区打井工作会议。1975年9月—10月，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聆听了邓小平多次讲话和华国峰的报告，还参加了国庆游园活动。1982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12次党代会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会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与会代表合影留念。从1955年起，他被连续选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代表。从1965年起，他连续被选为中共河南省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中共河南省第九次代表会议代表，出席了会议。

全国解放后，他边工作边学习，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自学读完了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经典著作。还利用工作间隙，读一些文学著作和历史书籍，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内涵。直到现在还在坚持每天读书看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薛德华同志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过。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母亲弥留之际他没能守在身边尽孝。他参加革命后，1946年5月回家住了几天，母亲很高兴。同年8月又回家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回队伍上了。归队后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解放区，队伍撤到山东，家乡被国民党占领，从此与家庭失去了联系。母亲担心他的安危，在家哭了坏了双眼。1948年4月，他在蔡庄区给大姐写了一封信，说是在外做生意。淮海战役结束后，家乡解放，大姐才收到信送给母亲，也才知道他在尉氏县蔡庄区。哥哥和母亲从江苏老家到蔡庄区找他，这时开封解放，共产党胜利了，他以难以形容的喜悦心情和母亲团聚。特别是1955年春节，他和妻子吴振勇带着女儿蔚丽、儿子蔚奇回去看望母亲时，在里家过了春节，母亲非常高兴。

1959年，母亲又来尉氏住了几个月，这次返回江苏老家后，再也没来过河南。母亲生前跟哥哥生活在一起，哥哥对母亲很孝顺，他也很放心。从五十年代起，他坚持每年往老家给母亲寄钱。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然而，就在这年冬季，薛德华那饱经沧桑的老母亲，却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他和妻子吴振勇拿钱回去办了丧事，母亲生前要买棺木、做寿衣，他都照办了，病故后也都用上了。回想起父亲去世后，母亲为了家庭和他的成长，呕心沥血，含辛茹苦，辛勤劳作。他却未能亲自赡养母亲，母亲病重时又未在身边……每每想到这些，他就会感到内疚和悲伤。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为广大人民群众追寻幸福的共产党员薛德华同志，如今也已满头华发，步入耄耋之年，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在他离休之前，河南省委组织部领导考核开封市人大干部，对他做了如下评价：“薛德华同志思想品质端正，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工作认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不推诿敢担责。善于学习自己不懂的业务，抓工作深入具体，严于律己，顾全大局。”这些评价，正是他50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他在离休后的2002年12月，以《人生之路》为题，写下了革命道路回忆录，其中写道：“光阴如梭，人生短暂，五十春秋，已是暮年。……人生道路是复杂的，走什么路要靠自己去选择。我幸运的选择了革命之路，并为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一生而感到无比自豪，无比幸福。

“‘知足者常乐。’这是对幸福观的最好概括，不知足者永远无幸福。……我是知足者，心情是舒畅的，我感到是幸福的。……我与振勇结婚后，五十多年来，风雨同舟，同甘共苦，老了相依为命。现在儿女们都成家立业，过年过节回来团聚，享受着天伦之乐。……我感到每一天生活都很充实，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