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溱洧正气』之赤胆忠心尚寅宾

赤胆忠心为革命岁月如歌亦无愧

——记密县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组织领导人之一尚寅宾

李有福陈学柱

尚寅宾简介

1存照.jpg 尚寅宾，1918年9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密县城东五里尚家庄（今新密市城关镇杨寨村尚家庄），1925年读私塾，1930年在县立第一完小读书，1932年秋季，考入县立中学，1935年考上省立洛阳师范学校，1937年10月在洛阳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回密县工作，1938年6月被任命为中共密县工委第一任书记，1938年底，担任中共密县县委统战部长和宣传部长；1939年9月奔赴延安，曾先后担任陕甘宁镇原县区委书记、西北局社会部干训队区队长，1945年12月分配到冀东建国学院担任班主任、政治教员。1948年任冀东公安处科长，冀东区党委社会部干部科长、秘书室主任，河北省固安县县委书记、河北省公安厅秘书处副处长、政保处长、公安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厅党组副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公安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公安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任云南省公安局局长、省革委会委员。1979年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参与“四人帮”案件的专案审理工作。1990年7月离职，2006年10月14日在西安病世，享年88岁。

少年有志，迈上革命路

尚寅宾出生于农民家庭，长辈都是忠厚朴实的农民，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影响着他的一生。爷爷，不抽烟，不沾酒，每天只知道干活，从劳动中寻求快乐，从养育儿孙中得到欣慰。奶奶虽不识字，但脑子特好，装着许多故事，讲古论今，启迪子孙的智慧，点播子孙的思路。父亲读过几年私塾，通情达理，二十多岁就当家理事，深得家人的拥护，虽是农民，却不保守，从不怕风险。

尚寅宾从小读私塾，背诵了《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直到《诗经》，训练了博闻强记的能力，也学会了为人处世的道理。1930年，进入县立第一完小学习。在这里，他读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还读了冰心的《寄小读者》等进步书籍，从中接收了很多进步思想。1932年秋季，他考入县立中学，学习更加认真，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一次，北大毕业的语文老师张舜琴在他的作文上批道：“人无完人，文无完文；若有完文，当推此篇。”他还办了一份壁报，起名《一堆粪》，在发刊词中，他说：“一堆粪，是因为某些人看了可能感到臭，不喜欢它，但正因为臭，才有肥田的作用。”

他在密县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和其他从农村进城的同学一样，身穿粗布衣，足蹬布鞋袜，但学习都不错，有共同的爱好，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评论时政。1934年四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和比他大的7名师范班的学生，一起到登封县沁水，距密县城不到二十里。沁水是个大村，约有一百户人家，村中央有个关帝庙，庙宇辉弘，香火鼎盛。在他们那些“少年革命者”看来，打掉神像，破除迷信，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埋伏在村外，在夜深人静时进村，动手搬倒泥胎，扛出庙门外摔碎在地，使它永远不得复原。没想到刚动手，响声就引起狗叫，先是近处的，接着是全村的狗叫。狗把村民叫醒了，村民拿起土枪从四面八方向关帝庙射击，子弹嗖嗖地在他们头上飞来飞去。经学校派教师说情才予以释放。

1935年秋，他考上了省立洛阳师范。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他在这里学会了扎绑腿，扎皮带，行军礼，培养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在洛阳师范，他经历了开封集中军训，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上街游行，蒋介石在洛阳祝寿，西安事变，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等震惊中外的事件。让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无能与腐败。在进步学生的指引下，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书籍，了解了共产党和相关政策，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以及农民群众中蕴含的巨大革命潜力，积极参与有益的进步活动。

那是1937年，尚寅宾在洛阳求学期间，密县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即“抢粮事件”。密县遭受了特大秋旱，玉米颗粒未收，小麦无法下种，来年夏收无望。接近年关时节，不少人家已无米下锅，有的靠榆树皮、观音土维持着已近垂危的生命。

面临大批贫病交加的灾民，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先是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灾情日益严重，为形势所迫，曾告示民众：可向大户借粮，一斗还一斗二，由联保和保甲负责。借十要还十二，已属二分高息。即使如此，富户仍不出借。保甲等也无人负责办理，告示只是一纸空文。以后官府又曾提出过所谓“平粜”，即以所募捐款购粮，平价卖给灾民；省政府还发出贷粮命令，但结果一样，都是开出的空头支票。广大农民们不甘心饿死，聚众向富人借粮，见借不到粮，就演变成用武力抢粮。

密县抢粮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大小报纸几乎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诬为共产党煽动，以此为借口镇压无辜饥饿灾民。刚刚18岁，血气方刚的尚寅宾以“尚武”的笔名写了《关于密县的抢粮事》的文章，刊登于4月2日全国有名的《北平晨报》上，向社会披露所谓抢粮事件的真相，驳斥国民党的无耻谎言。文章发表后，密县抢粮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全国。这件事也让尚寅宾在学生中提高了威望，均认为他是共产党的外围人员。经过多次实践考验，尚寅宾于1937年10月经同班同学王有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走向革命的征程。

重建密县地下党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密县很早就有地下党的活动。大隗镇山头湾村的张书印，于1922年在山东济南经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密县开展地下党活动，以办文化学校的名义，发展了许多地下共产党员。1925年成立中共密县县委张书印任书记。1926年，张书印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地委书记。同时，根据中共三大会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张书印又加入国民党，于1926年成为国民党密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公开打出国民党密县党部的牌子，以合法身份进行共产党的活动。在此期间，张书印以开办党务培训班，平民促进会、青年学会、农会、各行业工会的名义，组织对农会积极分子，教员和部分进步学生进行培训，秘密发展为共产党员，发展地下学员五百多人，并开展各种活动。1928年被反动县长关鸿庭判刑并镣押开封，后经樊百全等营救出狱。1929年，组建中共密县特别支部，继续领导农工大众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再次被反动势力押送开封，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6月，积极参加与中原兵变，并召开密县地下党工作会议，号召学习井岗山，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会后着手安排转移革命力量，准备前往吉鸿昌部队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1日，不幸遇害。1931年，密县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约有四百多人被杀害，使密县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十年内战时期郑、荥、密结合都曾建立郑州市委直属支部，发动过杨寨暴动，还派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成立大会。1932年共产党员王如冰、李幹笙、杨芙蓉在密县第二职业学校任职，曾和安丹鹤（任翻译）在教堂与美国女传教士进行辩论，揭露外国传教士活动的反动本质。1933年，共产党员王须非、楚明（老甫）在曲梁完小任教，樊国荣等学生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但一直没有恢复一个县级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1938年1月，尚寅宾与校友、共产党员张世民（经尚寅宾介绍入党）等人从洛阳回到密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密县地下党组织和周围县区一样，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时任国民党密县县党部书记长樊百全先生，是孙中山的忠诚信徒，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密县著名的爱国人士。在地下党员张书印任国民党密县党部执行主任委员期间，与张书印密切配合，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在张书印惨遭杀害后，仍然坚持张书印的主张，继续做着有益革命的事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密县县长陆建唐是个军人出身，主张抗日，虽然头脑简单，但与樊百全对时局的看法很一致，对樊百全言听计从。虽然不受国民党上级和密县豪坤的欢迎，但密县百姓对陆还是比较拥护的。

尚寅宾与张书印回到密县后，审时度势，首先想方设法接触樊百全和陆建唐，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以取得他们的配合。另一方面，秘密活动，迅速发展党员，先后发展王东旭、郭凤楼、司树森等二十多个骨干分子加入共产党，壮大地下党组织力量。

他们与樊百全接触后，发现樊百全对时局的认识比较客观全面。特别樊百全写的《中国土地问题之我见》一文中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基本一致，在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看法方面，也是倾向共产党一方的，是明显的国民党左派。尚寅宾在密县上学期间，就知道樊百全这个国民党的县党书记长是个开明的进步人士，在宣传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妇女及对封建迷信、禁烟禁毒等方面得到密县民众的拥护。因此，尚寅宾争取到樊百全和陆建唐的支持后，恢复农民协会，举办农会干部训练班，在大量发展农会会员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革命队伍。

1938年6月,在刘寨刘万鹏家打麦场开会，石井传达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宣布成立中共密县工委，尚寅宾为书记，张世民（密县潭村湾人）、刘万鹏（密县刘寨人）、王东旭（密县老城西街人）为委员。年底，成立中共密县县委，上级派武宪周任书记，李一章（河南偃师人）、尚寅宾、王东旭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统战、民运工作。后来武宪周因“自由行动”（后叛党）被撤销职务，王东旭接任书记。

在此期间，密县地下党员发展三百多名，在豫西各县中，密县是党员最多的一个县，密县共有四个区，有三个区都建立了共产党的地下区委。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大量发展农会。把农会作为党的主要群众组织。发展在会会员数万名，农会青年、妇女工作的领导权也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有7个党员当了联保主任、二个当了区员，一个当了完小校长，依靠行政权力，在抑制反动派活动，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以及掩护外来干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新的农会成立后，为更好地利用樊百全的特殊身份，使农会的工作开办的有声有色，他找到樊百全对他说：“干工作，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训练干部，就得办训练班办到县党部来，以便加强领导。”樊百全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样，首期农会干部训练班就在县党部办了起来。

同年夏初，上级党组织派肖平从武汉来到密县搞统战工作。在肖平和樊百全的帮助、支持下，他成立了密县抗日青年救国团，在青年学生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党组织，吸引进步青年加入地下党组织。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在武汉取缔青年爱国组织。在此危险之际，他毅然担负起重任，开始主管救国团的工作，他去找樊百全商量对策，问：“咱们怎么办？”樊百全沉着地说：“不取缔，变上一个字就可以混过去。”于是他们他们把青年救国团改名为青年救国会。这样就瞒过了对方的耳目，使救国团的工作继续开展下去。7月，团员已发展到4500余人。

尚寅宾还注重培训农会干部，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为了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团体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和王东旭先后进入国民党一区区公所当区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在县城西街举办了农民协会干部训练班，约有两百多人参加了训练。他们讲课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游击战术和时事政治；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亿万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农会干部训练班的开办，是共产党在密县的农运工作有了很大起色,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举办农会干部训练班的同时，他还派共产党员司树森给樊百全当卫兵，着手抓武装工作。九月下旬他和王东旭等人动员陆建唐、樊百全到西北山区举办了一千多人参加的游击干部训练班。通过办训练班，在农民中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的武装抗日打下了基础。

当时在密县订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人，比订国民党机关报的多；到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人，比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多。密县党组织的大好形势引起上级党委的高度重视，这和尚寅宾组织办各类干部培训班，宣传党的政策等分不开。由于他的工作做得好，1939年1月，根据中共密县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共密县县委成立，上级派武宪周任书记，尚寅宾任县委统战部长兼宣传部长、第一区区委书记。

共产党在密县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形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8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法》，提出“反共、限共、溶共”。密县形势逆转，调走坚持抗日比较进步的县长陆建唐，调来反动县长孟祥霖。接着又派来C·C派特务王寿山，王公开声明他是肃反委员会的，来密县的任务就是调查共产党，这个王寿山是个叛徒，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因此此孟祥霖更凶险，对于这种严峻的形势，密县地下党也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应对措施，根据上级指示，发动“挽陆（建唐）拒孟（祥麟）“运动”，即发动民众采取写标语，发传单，请愿等方式，制造舆论，挽留陆建唐，拒绝孟祥霖来密任职。运动的结果失败了。

1939年8月初，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中共密县县委的交通员李圈，接着又逮捕了发行机关负责人王新法、密县县委组织部长司树森。一场惊心动魄的白色恐怖（通称“密县事变”）由此拉开序幕，史称“密县事件”。

中共地委书记纪西认为事情重大，到洛阳向省委汇报去。尚寅宾和王东旭在塔山后沟地委机关等待纪西的消息。一天下午他们突然萌生下山了解情况的念头，傍晚来到城西郊张天福家里。他说国民党近些天无行动，比较平静。他俩就又打算进城进一步了解些情况。掌灯时分张天福带他俩进城，直奔县党部。几番敲打门环，尹光明才出来开门，双手把着两扇大门，低声说：“王寿山（国民党特务）正在里边，快走！快走！”立即把门关上，给他俩给了个闭门羹。离开县党部已是夜深人静，王东旭引尚寅宾到自己家。当夜下起瓢泼大雨，王东旭老母亲劝他俩千万不能露面，等雨停了，你们就出后门顺玉米地溜走。第二天，他俩未接受老人的意见，把临街的大门打开，挺胸阔步，由西而东，镇定自如地走过当时县城最繁华的东西大街。

翻越太山庙岗，回到秘密驻扎在塔山后沟的郑州地委机关。后经省委安排，尚寅宾和王东旭去了延安。

坚定信念不计荣辱

延安.jpg 1939年夏，尚寅宾和王东旭到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陈云、邓发先后担任党校校长，亲自上党的建设课，在那里，尚寅宾努力学习，每半年召开一次民主大会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官兵一致，领导没有架子，在开展大生产活动中，年龄大的领导干部也和同志们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刚过二十岁的尚寅宾学会了开荒、种地、纺棉花。正待其满怀壮志，准备施展才干之时，整风运动开始了。

1942年春天开始延安整风，是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对统一全党思想，提高干部的理论思想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期在审查干部中搞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抢救运动，却犯了严重错误，错整了一批好同志。当时担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集领导整风、审干、锄奸三大权力于一身。在延安整风审干中，他诬称白区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给国统区的地下党工作者戴上“红旗党”的帽子，进行隔离审查，从中大抓“特务”、“内奸”、“叛徒”，甚至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尚寅宾、王东旭、张世民都是密县国统区的地下党领导者，且密县地下党曾遭受破坏，尚寅宾、王东旭也曾做过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樊百全的统战工作。他们则怀疑樊百全积极帮助共产党是政治投机，是“人头贩子”，是破坏密县地下党的罪魁祸首，把尚寅宾、王东旭等人列为“红旗党”，进行审查。尚寅宾、王东旭等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因而得不到清白。中央组织部曾派人找二人谈话，明确告知二人不适合在中央党校学习，准备清理出去。这话如同青天霹雳，使他们头昏眼花，但他仍表态服从组织决定。后来，由陈云主持中央组织部研究干部定性，才结论尚、王没有问题，定为党务工作干部，继续使用。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历了述说不尽的磨难。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到“叛徒”、“内奸”、“特务”，凡“四人帮”抛出的帽子，无一没有扣在他的头上。而且，尚寅宾还多了中央文革首长康生的“尚寅宾揪出来了----好！”的录音，还有《陕西日报》刊登的《彻底砸烂我省反动的公检法》社论，最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被“监护”起来，被关进西安市建设路73号。在这里以编号代姓名，每个小院有一个战士站岗，不带枪，不准和在押人员说话，监视在押人员白天不得关门，不得关窗，不得上床，夜晚不得关灯，听到哨音必须躺下，睡觉要脸向外。因为长期固定睡觉姿势，弄得头部某些部位畸形而致病。家里人不能看望，更不许送吃的。从1970年10月到1972年6月在73号“牛棚”里关了一年零八个月，又送到大荔县黄河滩独立师农场，安排在菜园内一间四面透风的茅草屋内，并派来两名战士看守。后因患病，经小儿子向军管会主任请求批准，才回西安治病，脱离了“牛棚”，此后，直至1977年重新工作，又是五个年头。在此期间他小儿子报考大学，被林业学院录取，校方要单位出据其父问题证明，两次遭到拒绝，失去录取机会。在农村插队的两个子女，不能招进工厂，更不能参军，儿女们一个个受到牵连。

1968年4月，新安机械厂（劳改单位）的造反派向厅军管会交涉，要拉尚和有关几位同志去接受批斗，一开始就是“全武行”，做出最新式的“喷气式”，而后押进会场，进会场大门时，“咯嘣”一声，顿时疼痛难忍，尚的胳膊被扭断了，主持会场的头头对此置之不理，批斗会开到中途，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派人押送尚去新安医院打止痛针，上石膏固定。

尚寅宾说：世间自有真情在。进驻省公安厅的“工宣队”是由铜川煤矿工人组成的，相处一段时间后，他们了解他，不把他当“专政对象”对待。独立师农场“照顾”他的两个战士不安排他们干脏活、累活，还借自行车驮他去赶集。伙食管理人员告诉他们，吃不惯食堂的饭，就把米、面、菜领回，自己做着吃，离开后，还有人给他寄来可口的熟羊肉，即使在戒备森严的建设路73号，有的战士冒着违犯纪律的风险和他接近。还有一位密县的老乡，是灾荒年到陕西逃荒落户西安的，原来不认识，在尚任职时一直没有找过他，但在他无职无权被批斗时，却专门去看他，认老乡，难能可贵。“文革”十年中，看病的医生没有歧视他，农场的农民把他当朋友，工厂的工人亲切称他老师付，公安厅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司机，手拄拐杖去看他。

1977年春，王震去陕西检查工作，了解到公安厅厅长尚寅宾还没有出来工作，马上向中央负反映，中央组织部很快分配尚寅宾去云南省任公安厅长。二年后，又调回陕西任西安市市委书记。

把群众的事情放心间

尚寅宾身为高级领导干部，工作繁忙，认真细致是出了名的。但他在助人办事，为群众排忧解难，不论大事小事，也是认真周到，有始有终。

为方志敏找儿子。1956年4月河北省召开区委书记会议时，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长汪东兴拿出一封方志敏夫人谬敏要求中央帮助找儿子的信，转交给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尚寅宾，信中说，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因行军不便，把小儿子托付给一农妇哺养，红军长征后失去联系。尚寅宾派人通过大量调查发现，在某监狱服刑的一个犯人交待，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兵，参加了对苏区的围剿。一天，见一妇女抱着一个小男孩，长得很漂亮。营长没有孩子，起了歹心，硬把小孩抢夺过去，据为己有。当场曾听人说这小孩是红军大官方志敏的儿子。监狱组织学习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想起这件往事，坦白出来也算主动的表现。根据提供的情报，很快在河北磁县打听到这个营长，但他1938年已被八路军击毙，但老婆尚在，守着儿子过活，据邻居反映，营长老婆不会生育，随营长外出几年回来却抱个娃娃。后经核实，这个孩子就是方志敏的儿子。但营长老婆痛哭流涕，说她不会生育，儿子确实是抢来的，但养育二十多年，感情如同亲生，而且已娶儿媳，晚年生活全靠儿子。县公安局给尚寅宾汇报后，尚寅宾认为谬敏有生育之恩，要回儿子合情合理，应当满足；而营长老婆有养育之恩，哺育二十多年要养老送终也情有可原，也应当满足。如果只满足一方，另一方肯定不会接受，群众也不会同情，儿子夹在中间也难以做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双方满意，那就是“双认”既认生身母亲，也认养身母亲，儿子有两个家，对两个母亲尽孝。公安局把这个意见传达给双方，两个老婆都乐于接受，儿子也满意。尚厅长给她们画了个完满的句号。

为樊百全冤案平反奔走。樊百全，密县关口人，是中共河南省委认定的国民党左派、抗战派，我党的主要统战对象。河南省委、郑州地委和密县县委都派人做樊的工作，樊也很配合，做了许多有益于共产党和密县人民的工作。1958年樊百全在重庆因为给《工人日报》写文章，反映工人体质下降，被当作恶意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而定为右派。一查历史，原来樊还当过国民党书记长，历史加现行，判刑十二年，病死在劳改农场。

进入公安厅.jpg

受中共密县县委邀请，尚寅宾于1982年回密县座谈党史，尚寅宾提议把樊百全的问题议一议。他说：樊百全已经盖棺了，我们这个会可不可以给他来个定论。国民党说他包庇共产党撤职查办，关劳动营；而共产党又说他是反革命，把他判刑，关押致死。我们这些人，包括在座的席国光同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当年任郑州地委书记，化名纪西），都遭到国民党的抄家，追捕，最后还以在逃反动分子的名义被通缉。而在延安的“抢救”运动和“文革”中，又被当作国民党的特务或叛徒，整来整去。而所有这些怀疑的焦点就是和樊百全的关系。在座的都是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条件本着对党、对朋友、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说樊百全到底是什么人？斯言一出，全场哗然。席国光首先表态说：樊百全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不允许给他抹黑！当年的地委民运部长刘清源接着说：樊百全在1938年对我党领导的郑州青年团很支持，曾当面告诉我说团内有国民党的特务，要警惕，还提出要不要把他干掉。大家一致同意席国光的发言，并建议给樊百全落实政策。这次会后，尚寅宾就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长的杨静仁。杨静仁信批给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又责成重庆市公安局办理，并要亲自审阅公安局的调查报告。公安局认真调查后，果真是错案，就写出平反结论，并提请法院撤销判决。

为画家解困。一位画家翟荣强，河南方城人，人称“西安牡丹王”，爱人原本是脱产的妇女干部，为支持翟的事业，主动辞职，相夫教子，甘当家庭主妇。因“文革”期间迁移户口时，派出所把材料弄丢了，一直报不上户口。尚寅宾就将翟一家的情况告知莲湖公安分局查证处理，分局很快查明了情况，责任在派出所，指示派出所马上给翟报上户口。但翟骑自行车先后去了派出所六次，派出所不讲什么理由，就是不给办。尚寅宾又亲自打电话到派出所，接电话的恰好是指导员，尚就问：翟荣强的户口问题你可知道？他说知道。尚又问，人家找你要请假，骑自行车要四十分钟你可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尚寅宾说：我们公安机关是为人民群众办事的，既然已经查清责任在我们，就要马上认真地给人家纠正，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满意。这时,指导员听出点味道了,马上说:首长,我检讨,马上办!翟荣强再去时，二话没说就办成了。

为困难户吃上过年饺子惊动高层领导。1964年农历腊月三十下午，时任陕西省公安厅长的尚寅宾一个人到西安市西大街派出所，要求所长派个民警领他串串门，看看群众的生活，也了解一下民警的工作情况。约定：一不向群众介绍尚的身份；二访问一百户，挨着大门进，不挑不拣。

群众对过年是很当回事的，家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当时物资匮乏，主妇们早早地就把钱省下来过年时买东西，让全家人吃好，穿新。访问到的各家都喜气洋洋，有的蒸花馍，有的剁肉馅。见了“公家人”都主动打招呼，递烟倒茶。有一家关着门，小牛叫门时，一个老太太闷坐在炕上，见到他们，也不主动说话。尚说，给你老大娘拜早年了！她答了一声谢谢，就没话了。尚寅宾问，你怎么过年呀？年货办了没有？怎么不包饺子？她漫不经心地说，自己是个孤老婆子，不能干活了，生活靠政府救济，前些天，干部送了些钱让买年货，她把钱买煤球了，烧比吃重要，不吃饺子，也照样过年。到另一家门口，民警小牛说，这家姓李，天津人，档案上有人反映他当过土匪，问尚进不进？尚说进，牛把门叫开，见一个大个子男正在擀面条。问他怎么不包饺子。他说没钱买肉，凑着和孩子吃顿捞面条也就把年过了，问他家庭情况，他说老婆没了，带着孩子过，既当爹又当妈，自己没工作，可真是难呀！问他怎么不找活儿挣点钱？他激动起来，说：我一个五尺高的汉子，不傻不懒，满身力气，可就是找不到出力的地方，有什么办法？尚考虑可能是档案上当土匪那句话起了作用。国家当时是计划经济，吃饭、穿衣以及工作全在政府计划之列，政府不安排，你想干活都不行，又特别强调用人政治上要纯洁，他这个历史上有土匪嫌疑的壮汉，找不到出力干活的地方就不奇怪了。回去后，尚就对市公安局长说，这可能是我们公安给人家造成的困难，帮他安排一个劳动的地方吧。。

北方人过年吃饺子是大事，常言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饺子质量有好有坏，但不能不吃。尚通过调查，一百户有三户吃不上饺子，新中国成立已十五年了，保证群众欢欢喜喜过年是人民政府的责任，绝不能允许有一家吃不上饺子。

尚寅宾马上把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帮，当即批示西安市连夜解决个别群众吃不上饺子的问题。

为免除小学生冬天烤火带蜂窝煤找市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尚寅宾已退居二线，小外孙女刚上小学。有一天早上，大雪纷飞，气温骤降，他送外孙女上学到校门口，见许多学生带着蜂窝煤上学。有的是老婆婆提着篮子装几块煤，累得满头大汗。大一点的学生用麻袋片包几块煤，不停的倒手，弄得满脸煤灰。小一点的学生用绳子串几块煤，不小心滑倒，煤球摔碎了，咧着嘴哭。每个人都有一种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表情。他问外孙女，为什么大家上学要带蜂窝煤？她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教室取暖就靠学生从家里带煤，我家昨天已送过煤，是姥姥提着送来的。

让小学生带煤才能取暖，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回去后，尚寅宾即问教委，小学生带煤上学是那里的规定？答复说，这是解放初期定的规矩，沿用至今。再问，中学大学的学生是否也拿，答复说，不拿，只有小学拿。

尚寅宾感到这个规定是不合理的，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合理的规定，应该废除。尚寅宾就带着这个问题找市长，市长是新调来的，不了解历史情况，但看法和尚寅宾一致，当即表态说，一定要改，第二年废除了小学生上学带煤的规定。

高风亮节居功不傲

尚寅宾1948年以后曾任冀东公安处科长、河北省公安厅秘书处副处长、政保处长、河北公安厅副厅长、陕西公安厅厅长之职，曾亲自组织安排，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以及彭真、杨尚昆、胡耀帮、刘澜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建国初期，警用车辆、通讯设备、住宿条件很差，国民党潜伏特务活动锠獗，警卫工作任务相当艰巨，稍有不慎，将会酿成严重后果，每执行一项警卫任务，都是提心吊胆，倍加小心。河北又处于首都周围，警卫工作相当频繁，尚寅宾在河北十七年来，执行警卫任务千次之多，也侦破不少匪特案件，但从未出过半点差错，深受中央公安部和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好评。他虽然一直做领导，但身先士卒，文件报告亲自写，案件亲自侦察，亲自审理，公安业务相当熟练，是位优秀的公安厅长，是个务实求真的领导干部。

尚寅宾71岁时，还密切关注现实问题，1989年，他作为公安部咨询委员向公安部写了《肃毒已经到了非狠抓不可的时候--关于贩毒吸毒情况的调查报告》。文章分析了毒品问题危害大、后果严重的原因，特别从政治方面强调了禁毒的意义，并总结几年的肃毒斗争，重温1952年的肃毒经验，提出了五点建议，为后来的禁毒工作作出了贡献。

离休多年后，耄耋之年的尚老，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积极参加各项学习教育活动，对每一个环节都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街道党工委组织集体观看《郑培民》电影时，他冒着大雨准时参加，为全体党员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同时，还担任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2006年10月14日凌晨1时40分，尚寅宾老人在西安逝世，享年88岁。作为一名老党员、老领导，生前高风亮节，为人师表，生命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子女从简办理丧事。尚老的子女们按老人遗嘱，向市委办公厅递交了《逝者遗愿》，明确表示：在尚老去世后，丧事从简，不麻烦组织，不麻烦同志。一不举行告别仪式；二不接受花圈、挽幛；三不在西安留骨灰。这份《逝者遗愿》，是他一生高尚风范的体现，是他彻底的唯物史观的表现和勤政敬业的延续，表现了一位老党员的精神风貌，一名领导干部的宽广胸怀。

真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骑鹿仙逝英名在，“留得丹心照汗青”

附录

《关于密县的抢粮事》原文

整天喊着赈灾，不幸密县却发生了抢粮事。前几天各报都有登载，感谢他们对这件事情关心。

自从第一区保安副司令带了一百多兵去劝解（？）以后，事情像是算完了。前天×报又载饥民有“背景”云云，可见里面还大有文章。

我是一个密县人，不久以前，还和这些“饥民”在一起吃着草根树皮。我很知道他们识字的很少，更享不到看报的幸福，到现在恐怕还不知道有人已经把他们宣布为社会的罪人。我是一个识字的幸福者。愿意替他们辩白，但是我也没有“背景”。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秋旱，颗粒未收，麦又没有种上，每逢春天，平常就是青黄不接，今年则连“接”的希望也没有了。好的年成，煤窑上本来可以收容很多工人，但是饿死人的年成，反而给他造了发财的机会，以往每人每天（一窑一次要一气做足24小时的工，即今天上午至明天上午）可以得到三仟至五仟的工资，现在随着币值的改革，换成了十二个分洋，每分五十文，十二分恰巧六百钱，馍每斤卖450钱（贱的时候），整个买了馍还不够一个人吃，哪里还顾到家里的父母妻子。逃荒吧，政府怕损坏“镇容”，早就颁布了禁止出境的命令，等着放赈吧，他们早就经验过了，年轻的汉子是没有份的，就是“赤贫”也不过十分之一二的希望（因为每次能受赈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而这点希望也不知道究竟落在谁的身上，所以在乡里早就有了“逼上梁山”这句话。

过了旧历年，县里又给他一种新希望，说是什么委员把富户捐的钱拿去买了大批粮食，不日回县贱卖，这就是大喊大叫的“平粜”。粮食究竟贱了多少，我们没有法子知道，就是真的贱了一点，这些真正没有钱的，还是吃不成。结果只给有钱的找了个便宜，有麦的可以换点贱大米，有米的也可以换一点贱杂粮，拿着穷人做幌子，有利的还是富人。

到正月初十左右，他们听说省政府有贷粮的命令，马上要求政府执行，但是结果呢，联保处给了他个推诿，县政府给了他个不批，三百钱一张的呈子堆满了县政府，他们连一个青红皂白你也得不着。但是肚子却没有那么稳健的，快饿死的人就顾不得“礼义廉耻”，什么为着十二个油馍杀人啦，偷磨底里的麸子啦，就一幕一幕地演出。

没有新的原因，或许还不会马上燃起这么一把“骇世惊人”的大火，原来他们也和富民们商量过贷粮的办法，但是富户把政府当作理想中的护身符，毫不客气地给穷人碰大钉子，一个穷人在和他们商量的时候，一个有钱的就对着他的脸这样说：“有粮食是我们的，扔在沟里不要你管!县政府也没有说叫借给你。”

经过几次交锋，所谓的“抢粮”事就发生了，但是严格说起来还不能算是偷，因为结果还是“饥民”受了伤，要是抢的话就该是穷人打了富人才对。

这就是这点事情简单的经过，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背景”，若有的话，那就是肚子的饥饿，所以我们希望新闻记者要辩明是非，不要替他们随便造谣，因为他们是没有辟谣能力的穷人。同时更希望社会认识了解他们，要绝对相信这些可怜的穷人。

（此文原载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二日《北平晨报》）

岁月如歌

人人都有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过去。回顾、反思，从中引出经验教训，体会是非曲直，明辨正确与谬误，可视为对自身具有价值，并可供来者借鉴的一笔财富。

我的一生，差不多经历了整整一个20世纪。前半生国家处于大动荡，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战乱频仍，潮起潮落，百业调敝，民不聊生。人的成长与命运，与特定的历史和时代紧紧相连，时代塑造了我，我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回首平生，聊以自慰的是，无论在地下党时期或解放以后，无论是工作顺利抑或身处逆境时，我对党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忠诚于党的事业。可以自豪地说，几度政治运动中我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

往事如烟，一生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俱已化作往昔峥嵘岁月的一缕轻烟。岁月如歌，岁月也如泣如诉。品味人生，像大江大河一般，在历经高山竣岭，急流险滩，呈现旑旋而奇崛的风采之后，必须走向和缓与平静。如今，我已是耄耄之人。心境恬淡，静如止水，又仿如风清月朗，澄明一片。似乎可述之为：向来回首萧瑟处，亦无风雨也无睛。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下了些许文字，日积月累，积腋成裘，倒有几篇成文。它文字不华丽，内容却真实，自叙、自抒、自我点评。愿将其献给年轻的朋友——欢乐和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的青年人，并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子孙后代。

感谢西安市委有关同志，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诸多领导同志，为此书的顺利问世所给予的帮助！

（2002年2月6日尚寅宾为撰写的《岁月如歌》所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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