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追求 不朽的丰碑
-----记原密县县委书记王东旭
郑彩霞
王东旭简介
王东旭，密县城关镇西街人，生于1917年，肄业于百泉师范，1930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密县工委委员、密县地下党县委书记、民运部长，中共中央局排老庄模范乡工作团副主任，盐池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热河省平泉县、宁城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1952年，任中共民权县县委书记，1953年任商丘市市长，中央农业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干部学校教务处处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7年平反，任中共密县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离休后，于1991年突发胃穿孔病世，享年74岁。
一
20世纪初的密县县城，饥饿和战争并存，那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硝烟和战火，如阴霾一样，笼罩着这个动荡不安的小县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7年，王东旭就诞生在县城西街一座陈旧的老宅里，他的家里经营着一个小染坊，生意虽然萧条，加上几亩薄田，日子还算殷实。1921年夏天，随着浙江嘉兴南湖一艘红船上的烛光，逐渐拔开了数百年来笼罩于千万仁人志士心头的迷雾，点燃了神州大地上的星星之火，指引着工农大众前进的方向。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卷起了铺天盖地般的红色浪潮。这股浪潮辗转间，形成燎原之势，红遍了整个中华大地。
幼年的王东旭受到新民主主义思想熏陶，13岁时就跟随当时密县的进步人士张书印、樊百全一起没收鸦片、解放妇女的“三寸金莲”、砸神像、涌进地主家里借粮……
1936年，密县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天久不下雨，田地龟裂，夏粮只收二成，秋苗旱死，颗粒未收。而国民党政府的捐税却有增无减，土豪劣绅更是落井下石，乘机勒索。贫苦农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灾情日益严重。到春节前后，仅白寨、岳村一带就饿死100多人。真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为形势所迫，县政府曾告示民众：可向大户借粮，一斗还一斗二，由联保和保甲负责。借十要还十二，已属二分高息。即使如此，富户仍不出借。保甲等也无人负责办理，告示只是一纸空文。1937年2月20日，密县地下党尹光明、阎凤万、李末、郑建中、王东旭等农会骨干在岳村芦沟召开会议，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提出了“大年初一没过好年，正月十五要过个肥灯节”的斗争口号。由李末率饥民近千人，浩浩荡荡开往大土豪赵金玉家，抢走粮食3000多斤。经过几天的斗争，群众队伍扩大到成千上万人，发展到方圆60多里，抢粮几十万斤。抢粮运动风暴震动全国。全国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天津《大公报》等报纸，说饥民有背景，是共产党从中支持，酿成暴乱。北平《晨报》发表署名尚武的评论文章《关于密县抢粮事》，客观评价了密县抢粮风暴，揭露了一些报纸的诬蔑。指出，抢粮风暴是饥民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断然行动，顺乎情，合乎理，是一场正义的斗争。
当时，上级把陆建堂调到宝丰当县长，让孟祥霖任密县县长。以王东旭为首的地下党成立了“挽陆委员会”，一部分人挽留陆建堂，一部分人把守路口，拒绝孟祥霖入境。没想到孟祥霖化妆入境并集中力量打击以樊百全为代表的进步势力，排斥共产党在密县的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举办联保主任和保长训练班，由于参训人员的政治背景不同，这个训练班成了进步力量与顽固势力进行较量的公开场所，两者之间的斗争自始自终都没有间断过。训练班结束时，孟祥霖别有用心地派特务进行了个别谈话。
王寿山凌厉地问王东旭：“你拥护蒋委员长吗？”王东旭不卑不亢的回答到：“拥护，因为蒋委员长抗日”。“要是不抗日呢？”“我想蒋委员长不会不抗日的”。王寿山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通过这次谈话，地下党组织的力量有了更大的暴露。针对这种情况，密县地委、密县县委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加强了党报、党刊在全县的发行工作，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8年，经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樊百全（樊百全是国民党左派人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共产党的朋友）介绍，王东旭打入国民党一区区公所当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县城西街举办了农民协会干部训练班，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步思想，讲解抗日游击战术。紧接着，他还组织成立了密县抗日青年救国团，在青年学生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到一年，在农民协会中发展350多名共产党员。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团员500余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密县早期党组织由此而逐渐壮大起来，密县千万民众逐渐觉醒起来。
1938年5月中旬，日寇入侵中原，徐州、开封失守，国民党郑州驻军撤退，密县陷入危机。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王东旭配合尚寅宾积极做国民党书记长樊百全、县长陆建堂的统战工作，协商抗日事宜。当时，陆建堂因一贯主张抗日，在国民党密县上层人物中比较孤立，地方豪绅都反对他。他们安慰陆县长说：“你只要抗日，我们密县青年支持你。”陆建唐听了，连声说“好,好。”随后，他又三番五次积极做陆建堂的工作，最终取得了樊百全、陆建堂的大力支持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隔不久，组建了密县农会。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下，农会会员发展到一千多人。其间，他还和樊、陆二人在西北山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抗战积极分子，为国共合作，为武装抗日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为解放密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初他只是以 “革命好、老热闹”的心理参加革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解放劳苦大众的信仰就在他的内心扎根、萌芽、滋长。1938年，经尚寅宾介绍，王东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21岁的他接任密县地下党县委书记。自此，他为了这崇高的信仰，奋斗了一生。
1939年，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势发生了逆转，党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应有理、有节、有力地同国民党作坚强有力的斗争，把党隐蔽起来，把混进党的阶级异己清除出党。当时，河南省委没有执行上级指示，仍按原计划行事。7月下旬，密县地委书记席国光到省委驻地洛阳参加会议。当时，中共豫西省委在洛阳办报，需要大量纸张。席国光在开会之前就设法收集了一些，派地委交通员李圈送到洛阳。纸张送到后，席国光又从八路军洛阳办事处领取了一批进步书刊，让李圈送回密县。准备通过行都日报分销处时销售，以扩大党的抗日救国宣传。8月2日，李圈担着书进入密县境内，到达国民党四区区公所所在地牛店镇。李圈停在路边休息时，牛店小学校长杜奎发和几个教员发现了他担的书，执意要买几本。李圈赶紧声明书是给八路军送的，坚决不卖。李圈上路后，杜奎发到区公所把他买书的情形告诉了四区区长杨秀山。杨秀山听完报告，马上派人逮捕了李圈，并将其押送到县政府。
1939年8月3日，李圈叛变，中共密县县委组织部长司树森等28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捕，多名地下党员被通辑，樊百全被解除了县党部书记的职务。密县地委、县委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保存革命力量，王东旭和尚寅宾在中共河南省委的安排下，于 8月14日离开密县，经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几经波折，于1939年冬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二
到延安初，领导安排王东旭在中央党校学习。然而，其他学员三个月或半年毕业出去了，而他却被留下来学习之余，接受审查。因他在密县搞过地下党工作，曾做过国民党书记长樊百全的统战工作，所以组织认为他与国民党有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樊百全，密县著名的爱国人士、民主革命战士、共产党的朋友，曾拥护孙中山的政策，致力于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左派人物。王东旭就是因为和这样一个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来往密切，被推上了审查斗争的风口浪尖。党组织里的个别人主观臆断，认为密县地下党根本不是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因此他被捕入狱，由于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组织，就一次次加刑于他。然而，这个从中原大地走出来的五尺汉子，刚直倔强，任雨打风吹，霜寒冰冻，不改对党的绝对忠诚。
虽蒙冤受辱，而革命之志弥坚，他坚信水落石出会有时。有一次偶遇徐特立老先生，他语重心长地对王东旭说：“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很落后、各种矛盾和斗争比较复杂的国家，我们党诞生在你死我活的激烈的两大阶级阵营里，党就是在这样的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具体到每位同志身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不可思议的苦难和磨难，但只要自己坚定信仰，光明正大，那么你就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些话如醍醐灌顶，一度成为王旭东的精神灯塔，照亮了他凄风冷雨里一个个难捱的夜晚，以至于他在屡次饱受摧残之后都没有倒下，甚至做好了为革命蒙冤默默献身的准备。漫漫长夜终有时，经过前后六年审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上无任何问题。
1945年重获自由的他，被分配到东北地区热河平泉，后到宁城，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并带领县武装打游击。三年拉锯式的游击战斗，打的异常惨烈。宁城的21位区级干部，有19人战死沙场。九死一生的他，从战场上侥幸捡回来一条命。他常说：“自宣誓的那一刻，我的生命，就属于党，党让干啥就干啥，即使有一天为党为人民，丢了性命，我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喊一声疼。”
王东旭的妻子白醒蒙，这位党的十九级干部，出生在一个蒙古贵族家庭，因出身贵族，其家族女人自生下来，便指婚王爷，将来贵为王妃。白醒蒙自幼丧母，由祖母养大，天资聪颖，乖巧可人，是族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因耳濡目染受叔父熏陶，她很早就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20岁便带着同父异母的弟弟，徒步跋涉180里去赤峰，上共产党办的民族学院。走了120里被族里人撵了回来，万般无奈就到附近一个区里，参加了革命。1948年，经熟人介绍，25岁的她和31岁的王东旭结了婚。当时，蒙汉不准通婚，更何况是蒙古贵族后代，此事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的婚姻遭到了全蒙族的一致反对，当时东北的报纸还刊登了此事。其妻白醒蒙不顾族人族规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嫁给王东旭，即使在丈夫被划为右派，也坚决不和他划清界限离婚，被冠上“夫唱妇随”右派的帽子。
三
王东旭为人勤勉直正，为官勤政爱民，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不遗余力，恪尽职守地为老百姓多做事，做实事，办好事。
1952年，他被组织任命为民权县县委书记。民权地处豫东平原东北部，自古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这里累遭河患，尤其近代，水、旱、蝗、汤（汤恩伯，军阀）纷至沓来。上任伊始，他就发现与兰考毗邻的民权县，地处穷乡僻壤，黄沙弥漫，尘土飞扬，农作物欠收，百姓异常穷困。
任职后的他，情系民生，心急如焚，下决心扭转这一局面。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改变“好过的阎王殿，难过的民权县”落后面貌。
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由于黄河屡次泛滥决堤，在民权县境内留下五大沙荒，每逢冬春，风起沙飞，遮天蔽日，沙丘移动，压房填井，埋没田禾。建国初，全县林木覆被率不到4%。为改变沙区面貌，1951年，国家拨出专款，大力扶持育苗、造林，林业局建立专业林业机构---豫东沙荒管理处，严格贯彻执行“国造国有，村造村有，户造户有”的林业政策，大大调动了全县人民造林的积极性。1952年，在县委书记王东旭的带领之下，至上而下，在全县境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造林绿化运动。黄河故道河槽两侧植树造林长达40公里。1953年民权人民在县委的带领下，采用了“前档后拉，左右围攻，纵横深入、植树埋条，填实丘间空地”等防风固沙的措施，使原有流动沙丘基本固定，风沙土变成沙土，部分盐碱地栽植林木果树，大大促进了盐碱地的改良。
民权县黄河故道防护林
疏通河道，引黄灌溉。位于民权的黄河故道是黄河遗留下来的旧河槽。从坝窝，经任庄、林七、吴屯至张贡庄北出境，县境内流域面积三百多平方公里，全长52.4公里汇入支流有申集沟、谢庄沟、龙门北干渠、吴屯沟等。建国后为除涝和引黄先后经过六次治理，两次疏浚，民权县共清淤挖沟河4条，救出耕地七万余亩。
深耕细作，改良土壤。民权土壤分布受近代黄河沉积物质分布规律影响，受制于“紧沙，慢淤，静水碱”的水流分选作用，沙土面积占全县土壤的22.74%，民权百姓在他的提倡和引导下，老百姓深耕改土，加厚耕层，翻淤压沙，改良土壤质地；同时间作套种，种植绿肥，用地养地，多施农家肥，大搞秸秆还田，土壤肥力不断得到提高。
科技兴农，重视教育。1952年，民权县建立民权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由县委书记王东旭亲任主任，下设扫盲办公室，各区配备扫盲干部，根据“以民教民，民教民办”的原则，至冬，全县有949班，426组，学员两万余人，1953年把冬学改为常年学习的民校，学员三万余人，占青壮年的34%。当年有二百多人摘掉文盲的帽子。我们走访了当年在“民校”学习的学员，他们表示至今仍记忆犹新。
酝酿农业合作社，推动农业发展。1952年，在民权县委的宣传和动员下，全县很快出现了263个互助组。互助组的成立，克服了农具、耕畜、人力不足问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农业生产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王东旭在民权任职期间，立足实际，带领勤劳的民权人民，使 “沙荒盐碱窝，吃糠咽菜受折磨”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为民权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往日肆虐的黄沙得到了驯服，杨柳茵茵遮蔽了尘土飞扬，人居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时至今日，当地的老百姓还一直沿袭和继承着王书记所倡导和制定的那些有利民生的措施。
四
1954年8月王东旭调到中央农业部，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工作不到一年，担任农业部干部学校教务处长。他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上级决定让他带职到中央党校学习。
1957年，因他生性直爽，好直抒己见，竭力反对盲目崇拜之说，在反右派斗争会议上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6月16日，因王东旭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贬家为民，就这样，王东旭带着妻儿老小回到了河南密县。
当时“五风盛行”，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每人每天不到六两粮食，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耿直的王东旭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了，君子当有所为，有所不为。王东旭坦言：“即便被批斗甚至枪毙他也认了。”于是，他逐级上书，为民呼吁，为民请命。在他的呼救下，中央党校派王冰同志到密县任县委副书记了解情况，并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人人饿肚子的情况得到明显缓解。很多密县百姓提及当年，无不满怀激动地称颂他为人民的贴心人，群众感激满怀的说：“要不是王东旭直言上书，为民请命，密县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1960年，密县遭逢自然灾害，地里颗粒无收。无奈之下，王东旭和他的家人一起挎篮子，拿棍子，东讨西乞走遍了信阳、罗山、潢川、光山、商丘等几个县。
乞讨途中，担心一家六口难以渡过难关，王东旭曾流着泪，狠狠心，咬咬牙，要将小儿子送给沿途的一户人家，希望年幼的小儿子能在困苦年月里，讨个活路，而不至于饿死在乞讨的途中……其妻白醒蒙，一路追到河边，鞋子都跑掉了，痛苦流涕，苦苦哀求，一家六口人抱成一团，哭成泪人，最后王东旭年幼的次子王晓松才幸免送人。
晴天晚上还好，路旁、树下、河边、破庙，全家六口人蜷缩进一个特大号的被子里，互相依偎着取暖，逢到雨天雪天，全家六口衣衫褴褛躲进破庙或者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冻得瑟瑟发抖。其妻白醒蒙还在乞讨途中患上了风寒，发高烧，差点送了性命。后来路遇一位好心人的医生送草药、舍粮舍饭才慢慢好转。后来，他们还被迫以盲流的身份远赴新疆，在团结工厂里当农工。
就这样，一家人朝不保夕，相依为命，颠沛流离在外漂泊了好多年。
即便生活穷困潦倒，但王东旭从没有悲观失望，他内心磊落敞亮，始终相信英明的党，终有一天，会拨云见日。
王东旭的要饭篮子里总要放上两样东西------碗筷和书本，经常就坐到树下、河边或者麦秸垛旁看书。有时还让妻子把四个年幼的孩子叫到跟前，与孩子一起诵读《毛泽东诗词》《共产党宣言》。王东旭用抑扬顿挫的高声朗读“红军不怕远征难……”，他念一句，让孩子们学一句。他时常教导孩子们：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要相信共产党！坚定不移的跟党走！他常说：毛主席创天下功德无量，邓小平治天下精英如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类拔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五
1966年，王东旭一家又从外地返回密县西关的老家。迅即被列为密县第一个“五类分子”，成为第一个武斗对象，身上贴上大字报游街，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批斗，阶级斗争浪潮迅速蔓延。王东旭被反绑着胳膊，屡次拉到街上批斗、游街。但他始终高昂着头，不愿意下跪，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因而屡次遭到严刑拷打。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他被打得昏迷了四五天才醒来，浑身血肉模糊。往往是旧疮疤未好，又添新疮疤。后来有段时间，为了躲避无休止的批斗，他和妻子不得不再一次逃荒在外，一贫如洗的家里仅剩下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长子王晓宏，面对父亲的遭遇，万般无奈之下，13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木工，支撑起一家人的生计。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为了贴补家用，每天推着架子车往返到老城西关煤矿上去扫煤。由于王东旭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一家老小都受到牵连。长子王晓宏先后想以木工、油漆工的技艺养家糊口，然而屡次受阻，一家人最基本的生计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
六十年代末，密县老城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 “马尾巴事件”。老城西街生产队的所有牲口尾巴一夜之间齐刷刷全被剪光，唯独王东旭家的那头毛驴尾巴没有被剪。于是，嫌疑矛头直指王东旭，他和他的家人又一次被列为嫌疑犯关押。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也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在人民会场，相继遭受了非人的凌辱和批斗，但其子像他的父亲一样，义正词严，不畏强权，从不低头。其妻白醒蒙，只身进京反映情况，冰天雪地，不分昼夜，不敢坐车，赤着脚，在雪地里流着泪奔走。到家后，脚底全是血泡，双腿肿胀不成样子，腰椎也受了伤，腓骨骨折，因担心自己也被抓，她曾偷偷躲在自家屋顶数日，直到后来丈夫被放出来了，她才敢露面，然而肢体受伤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为此她的身体落下了后遗症。所谓的“马尾巴事件”，不过是别有用心人栽赃和陷害罢了。
就这样，在这断断续续22年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王东旭挨过批斗，游过街，受过刑，进出公安局、拘留所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当地百姓还送他一个绰号----“南天门上的过木”。 王东旭妻子白醒蒙老人后来说：“俺那老头子不知道是怎么了，一辈子没少和监狱打交道，大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心里有杆称。每次游街或者批斗，都会有一些好心人趁着看守不注意，塞给王东旭一个馒头，或者一包饼干，还有的人看他在台子上跪着，偷偷伸出脚垫在他的膝下，为他减轻疼痛，还有一些人，默然长叹，为他落泪……
六
王东旭一身正气，大公无私。在民权任职期间，恰逢调整工资待遇，干部升级，上级分给他一个理所应当的名额，他无视自家六口人生活之艰辛，二话没说就把机会让给别人，还勒令妻子将名额让给时任民权县妇联主任的董秋花。后来，董秋花夫妇感念当初，还专门去密县亲自拜访过王东旭一家。
平反后，他回到密县，仅有一次调整干部工资的名额又一次被耿直无私的他让给了别人。从供给制到薪金制，王东旭建国初一直是党的是十三级干部，一辈子没有升过级。其妻从1956年至今一直是十九级干部，几十年也从未升过一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提升工资级别的机会并不多，仅有两次提升级别的机会，他和妻子都无私地让给了别人，一辈子还是最早的那个级别。他经常对家人说：“级别不级别的能咋？高一级低一级能到哪？能为老百姓真正办点实事才是最重要的。”
1962年夏，党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为错划右派分子平反的问题。上级有关部门对密县县委做出指示，对于为革命做过突出贡献的王东旭夫妇，即便是被打成右派也要保证其最低生活保障。时任密县县委书记的董照恒和统战部长徐立，考虑到他早年从事过地下党工作，为密县做出过很大贡献，给他送去钱和布票，都被他婉言拒绝了。县委看他一家六口生活十分困难，特许他在老城十字街卖猪下水谋生。那时候密县冷冻厂一天屠宰量很大，除王东旭外不允许其他人做小生意，可以说每天他想卖多少都可以，然而，耿直憨厚的他从不多卖，每天只卖够自己一家人基本生活所需，从不多卖，村里百姓都笑他傻，他却说：“弱水三千取一瓢足饮，多则无益，身为党员，党组织已对我格外照顾，我怎能不讲原则，贪利多卖？”
七
人至寡欲心无愧，事到终头理自明。1977年7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做出了拨乱反正的决策。王东旭，这位党的十三级老干部，蒙冤22年的县委书记才得到平反。中央组织部原本想把他留到北京，但他执意回到河南，省委组织部让他出任农学院院长，被他执意拒绝了，他恳请组织让他回到家乡密县。就这样，年已花甲的他，回到家乡密县，任中共密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
王东旭曾语重心长的对其长子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啊！我执意回到密县是因为密县是咱的老家，咱的根，我大好的青春都被耽误了，现在我要紧紧抓住这所剩的光阴，为密县老百姓多做贡献，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为此，他经常深入厂矿实地查看，三番五次去刘寨云岩宫、打虎亭汉墓等地进行调研考察，撰写了一些可行性报告，希望能尽早开发密县的旅游资源，进一步推动密县经济的全面发展。1991年，无限感慨的他曾在自己回忆文章里写道：“经过漆黑的漫漫的长夜，一轮红日又从东方升起……倘若，倘若把这二十年的时光，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实事，那该多好啊！”他情牵故土，心系群众，想把余生的一腔热血和满腹赤诚遍洒在为密县百姓服务的道路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离休后，他为自己定下四条守则：一、每天读书、读报、读文件；二、思想品德不能退化；三、力所能及参加开拓新局面的工作；四、写回忆文章。人至晚年仍不忘关注国计民生，专注于写毕生回忆文章。终因笔耕不辍，劳累成疾，于1991年8月5日突发胃穿孔猝然长逝。
临终他曾留遗言：丧事从简，一苇芦席，深埋地下，不留坟头，不影响种地，不搞封建迷信。从政一辈子，仅有的2000元积蓄他还反复叮嘱家人全部捐给了密县一中。
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细数那峥嵘岁月里的纷繁浩荡、沧桑巨变，虽不能尽瞻全貌，但撷取其中某个片段，就会领悟到前辈们奔向自由与光明的勇气，就会掂量出其中沉甸甸的份量。河南省著名诗人、作家、书法家李铁城老先生曾慨叹王东旭的不凡人生，为他赋诗一首：
舍家纾难气豪雄，剑海刀山已惯行。
六载风霜思延水，廿年冰雪望青屏。
人至寡欲心无愧，事到终头理自明。
古桧城南松柏树，亦然岁岁总欣荣。
给人以星火者，必怀火炬。他一生信仰如炬，忠诚如帜，用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在民众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其精神陶冶同辈、激励后人，如暗夜之火炬，黎明之曙光，朝晖遍洒，沐浴大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