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至上 公仆情怀

——记原密县县委书记董照恒

朱胜利

董照恒简历

董照恒，出生于1925年5月26日，山东省沂源县人，1943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8月起历任1948年2月历任山东省沂源县薄板台村抗日青年先锋队长，山东沂源县委宣传部干事，刘邓大军南下淮河大队三中队二分队副队长，行军快报主编。1948年2月起历任任河南省尉氏县土改工作队队长，县委宣传部干事，南席区区委副书记，城北区区委书记、区长，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1953年5月调至郑州市，历任中南纺建公司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监委书记，郑州市建筑公司党委书记，郑州市建设局局长、书记，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12月在“三年困难时期”，临危受命，调至密县，任代理密县县委第一书记、县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参加“三结合”，以革命领导身份结合为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县革委主任。1970年7月又调至郑州，先后任郑州市油脂化工厂党委书记，郑州市城建局局长、书记，郑州市委常委、农工部长、农委主任兼郊区党委书记，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00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6岁。

沂蒙好汉 扎根中原

沂源地处“华东小延安”——沂蒙山革命老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县有2.3万人参军参战，2100 多人负伤致残，1800多人壮烈牺牲，涌现出了南岩民兵等英雄的抗日武装。老一辈革命家陈毅、罗荣桓、粟裕，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都曾在沂源生活和战斗过。18岁就当上了薄板台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长的董照恒，较早地汇入了沂蒙山的革命浪潮，不断地磨炼、成长，为他以后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董照恒1925年5月26日出生在山东省沂蒙山区沂源县，生活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屡经战乱，从小就过着贫穷的生活。从童年开始到青少年，就跟父亲在地里干活，撒粪、锄地、打场，这些农活他样样都会干，农闲时，他挨着饿还要跑到二、三里外的大山上去挖野菜。

家境贫穷、生活艰苦，从小就锻炼了他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品格。

1943年，年仅18岁的董照恒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正是解放区剿匪反奸反霸斗争深入开展时期，区委领导翟作标、王清兴对他说：到农村后首先一条就是和农民打成一片，要依靠贫农、下中农，特别是一定要依靠贫雇农，这是一条基本路线，不能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依靠这条路线，在山东省沂中县东里区的崮东万、梅家坡、柳沟、西常旺等村依靠、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霸斗争，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了，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董照恒还在区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从1949年至1952年，董照恒在尉氏县城北区工作，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工作是紧张的，也是艰苦的。城北区位于县城以北，西邻中牟，东靠开封，辖区西部是沙丘和丘陵地，辖区东部是低洼地，每年夏天积水严重。当地群众说：“烧豆杆剥了皮，吃烙馍卷小鱼”，意思是水来后排不出去，时间长豆杆都沤烂，水里生鱼虾，把庄稼都泡死了。

解放前夕，群众生活困苦不堪，而且土匪四处横行，大白天一个人不敢走路。群众买卖东西都要到几十里外去赶集，土匪劫路、杀人的案件时有发生，人心惶惶。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趁机大肆贱价收购土地。刚解放时，董照恒去后首要工作是剿匪反霸和生产救灾，首先发动群众打击了大土匪头子和恶霸地主，黄老三、雷四功、刘老拾、韩小鬼、赵抓钩等匪霸都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并从他们的家中搜出几大牛车的枪械，匪患除了，群众非常高兴。同时，成立了集市，方便群众购物。组织人力修水渠排积水，为解决尉氏、开封两县的水利纠纷，他专门主持召开两县的水利纠纷协调会。过去都是以邻为壑、互不相让，为排水双方曾发生过械斗。通过商量协调通，决定共同利用贾鲁河（黄河故道），水可以排了，几十年来遗留的大问题得到解决。

在1952年夏天，尉氏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董照恒被评为模范区委书记。开封地委打电话通知县委让整理他的事迹材料搞画展，他知道此事后，便给地委打电话说自己的工作搞得还很不够而谢绝了。    

时针指向公元1960年12月下旬，郑州市市委决定董照恒代理密县县委第一书记。就在郑州市委组织部两位干事同时任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董照恒一起动身到密县任职那天。天突降大雪，积雪近膝盖深，车辆无法通行，他们三人徒步从郑州出发，绕道新郑来到密县，途径刘寨公社观音堂第六区办公地时暂歇。当时只有秘书吕华锋值班，区委领导班子都下乡组织群众扫雪清路、保墒护苗去了，同行的郑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向吕华锋介绍道：“这是新任密县县委书记董照恒，今天新上任，路过这儿歇歇脚。” 时值中午，吕华锋看这长途跋涉的三位领导，不忍心让他们继续徒步前行，就说：“吃过午饭再赶路吧。”看着一直下个不停的大雪，董照恒说：“也好吧。”就安排他们三人，吃罢饭后董照恒三人掏出粮票结账。吕华锋说：“不用收粮票了。”董照恒说：“这可不中，吃饭就要掏票，哪有白吃的。”吕华锋又忙着跟县上联系，看是否会派车接一接。董照恒摆摆手，说道：“不用，我们步行过去！”说完，三人又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老城方向艰难前行。

初来密县  临危受命

从1961年10月下旬起，密县历经五个多月，认真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制度下放到生产队”的政策，使全县基本核算单位由404个生产大队改为3249个生产小队。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施行后，使密县农村面貌发生了变化：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全县的劳力出勤从原来的10821人增至136108人；加强了干部群众的责任心，不少大队干部反映：“这样跳出了繁琐的事务圈子，以后可以集中力量领导生产。”生产队干部激动地说: “以前俺是大队叫干啥就干啥，现在不一样了，要各量自己的本事了”；提高了广大干群集体主义思想觉悟，不少社员原来偷拿集体的东西，觉悟提高后都自动交了出来；转变了干部作风，以生产领导生产。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打虎亭公社打虎亭大队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由原不参加生产的50名干部减至25名，除开会办公外，都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生产；促进了春耕生产，为农业丰收打下了基础；促进了副业生产，增加了社员收入。1962年5月，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县委决定，借地给社员群众一年，全县借地9.4万亩，加上恢复自留地5.3万亩，人平三分八。

1961年，因营养不良，密县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和传染性肝炎，干部职工有三分之一患病。董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要求各公社、大队，把病号集中起来，改善伙食条件，逐步恢复群众体质。县里专门成立防治肝炎病办公室，抽调全县医护人员，分别在县直和各公社建立临时肝炎病医院35处，并从郑州、开封请来名医，来密县蹲点防治，申请省市支持医药费5万元，在职工干部群众中普遍饮用“茵陈大枣汤”和“茵陈大枣丸”，对防治肝炎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同时，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每位患者每月补贴二斤红枣和二斤红糖，全吃细粮。

董照恒来密上任之际，正赶上密县天灾人祸横行的非常时期。当时“五风”（ 一平二调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特殊风）盛行，从1959年初在全县开始蔓延，继而越演越烈。1958年6月县委、县政府召开扩干会议，庆祝夏季粮食大丰收，提出高举总路线的四大红旗，力争秋季大丰收的号召，会议通过“反瞒产斗争”，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乘卫星，坐火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造成逐级虚报产量，使全县夏季总产达到1.8亿斤，比1957年增产两倍半。1959年5月，白寨公社白寨大队的生产队长说：“去年俺11人一天出红薯7亩受到批评，第二天光拔秧不挖红薯搞了17亩却被评为先进。上级不实事求是，下级只得假报。”米村乡有个团支部书记在开封开会时用一首诗汇报了红薯的产量：“密县土地真可夸，红薯须根火车拉，要知红薯有多大，开封市里装不下。”至此，密县浮夸风达到顶点，更因大办钢铁，劳动力自顾不暇，造成农业生产严重荒芜，丰产而不丰收。

1959年——1961年，当时密县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粮食大幅减产。1959年夏粮作物亩产降到117.2斤，秋粮作物亩产降到140.4斤；1960年全县56万亩小麦，从种到收无落透墒，亩产仅118斤，58万亩秋作物，亩产127.4斤；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1年，全县大部干旱，小麦亩产降到31斤，全县51万亩秋作物，有23万亩枯死绝收。同时，造成了严重饥荒。加上“左”的错误一直不能彻底纠正，加剧了灾情灾害，使农民饱受灾害之苦，有一部分社员无奈到外地逃荒要饭。

1960年10月，密县县委召开“反五风”万人大会，郑州市委派来了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董照恒为组长的工作组，分别在米村、观音堂公社重点进行了“反五风”（也称整风整社）试点。董照恒1960年12月代理县委书记后，紧接着于1961年春，全县开展民主运动补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整风整社。对在刮“五风”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进行作风整顿。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董书记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任务。主动纠正“五风”错误，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五风”承担责任，并实施整改。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对犯错误者不留情面。上任两年来，对吏治改革实行大刀阔斧，对有问题的数位县委常委、副县长、公社书记撤职、免职或调离，重拳出击、严惩腐败，使社会风气大有好转，转变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各项工作。

1961年3月8日，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扭转生产上的瞎指挥风，县委聘请了7个公社14个乡有经验的老农，成立了密县农业参谋部。

5月4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广州会议精神和中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中关于取消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规定，县委决定，停办农村社员公共食堂，恢复了一家一户的伙食单位。至1961年底，全县2365个生产队食堂全部解散。

5月16日，对农村实行粮食“定产量、定留量、定购销”的三定办法，克服粮食方面的平均主义，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董照恒书记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实事求是。为了战胜困难，渡过灾荒，县委贯彻执行了“保人、保畜、保生产”和“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节约渡荒，生产自救”的方针，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提出在校学生除毕业班留校外，其余班级放假，机关实行半日制工作（少下乡多坐机关，少运动少消耗能量），农村实行休养生息的号召。

不久，经他提议，县委研究决定：放宽政策，允许农村集体或个人，用本地土特产和衣物，自主经营，自由买卖，自由交易，确保灾民度荒。同时，在“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指导下，密县32个初级集市全部开放。

刘寨、大隗、来集、岳村等地利用盛产桑杈，曲梁张湾一带利用有磨石，尖山、米村、牛店利用有金银花等土特产，当地群众纷纷带着土特产到外地换取粮食。很多大队干部到县上开具证明信，带着桑杈到西平、遂平等地，换回粮食，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同时，社员们可带着发放的桑杈一把或两把，坐火车往豫南换粮食。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植桑养蚕，织丝换钱；植桑养蚕，大灾之年不作难；桑杈是宝，家家户户不可少”。

此外，县委专门让副县长赵新贵，从外地调回大批粮食、红薯干、红白萝卜干、花生饼等大量食物供应群众，并发放救济款152万多元，以尽快恢复群众体质和生产元气。由于措施得力，使广大群众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恢复经济  发展民生

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董照恒决心下大力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以工林副业为两翼，实现密县经济的腾飞。

兴修水利，助力农业。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密县地处豫西丘陵山区，干旱缺水严重，有“十年九旱”之说，粮食产量低，每亩只收百多斤。为改变落后面貌，董照恒决定集中精力解决人畜吃水和农田灌溉问题，提出“天上水蓄起来，地下水挖出来，外县水引进来”的工作方针，修建几十个蓄水池，建几十个大中型水库，扩大水浇地面积，群众吃水也不用到几里外担水了。1964年春，密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形成高潮。截止4月中旬，全县共投入基本建设5万余人，垒水口9900个，整地堰3.8万条，填沟壑补窟窿17万个，培地边埂32万道，里切外垫平整新地3.4万亩，坡地变梯田41万亩，河水淤地1540亩，挖排水沟1000多道，总共可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8万亩；6月，在大隗公社山头湾建成密县第一座水轮泵站，装机2台，设计效益面积300亩。7月，省委书记文敏生带全省各地、市委主要领导前来参观，《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道。植树造林，泽披后代。每年冬春两季，利用农闲时节，县里发动群众打“歼灭战”，大兴植树之风，绿化荒山河滩。各公社因地制宜，纷纷行动，城关、曲梁公社利用河滩挖坑换土植树造林，公路两侧栽树；袁庄公社绿化青屏山；岳村公社利用白石坡地挖坑换土栽苹果树。1965年1月，国家主席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到密县王家窝视察工作，看到云蒙山上小树林立，充分肯定了密县的绿化工作； 1969年3月省林业厅厅长杨洪尤去登封途径密县下庄河，看到植树工地上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很高兴，立即下车调研，在听了相关负责人员的汇报后，当场支援三万元，从外县调树苗给密县，保证了当年的绿化任务水利完成；由于措施得力，河滩变绿川，荒坡变青山，开封地区专门在密县召开植树造林绿化工作现场会，在全地区推广密县经验。

修路架电，方便群众。尖山公社地处嵩山余脉伏羲山区，上下山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石子路，崎岖坎坷，煤炭上不去，山货下不来，群众颇有怨言。县委决定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全县劳动力总动员，山上往下修，山脚向上修，短短数月就修成了宽10米、长15公里的公路，公交车直通县城。群众高兴坏了，说这是尖山的幸福路、富民路。同时，在刘寨公社云岩宫水库架电线建提灌站，并解决群众用电问题，在尖山公社架电线解决群众照明和加工面粉问题，在袁庄公社架电线打深井解决人畜吃水问题，在平陌公社架电线建提灌站解决人畜吃水和农田用水问题。

无工不富，狠抓工业。县委主要同志经常深入煤矿，下矿井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推动煤炭生产；使用县财政结余资金20万元，不建办公楼，而是在城关公社青石山办水泥厂，自产水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改建机械厂为轴承厂，生产农用轴承支援农业生产；开采大方山下的玉石，雕刻加工后出口创汇；开采油石加工磨具，供应军工机械，支援国防工业；利用麦秸废纸建造纸厂，增加财源；号召群众开采铝石，搞多种经营生产活动，解决农业生产的缺钱问题，密县的“四大支柱”产业初现端倪。

大搞四清  心系两地

自196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开展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密县从1964年开始搞“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结束。其方法是，领导带头，主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尔后教育基层干部放包袱，作自我检查，取得群众谅解，争取早过关。对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作到退赔兑现，解决其贪污多占、损公肥私等问题，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1964年9月26日，县委在选拔好工作队员的基础上，对480名社教工作队进行历时一个月的训练。不久，社教工作队由县委第一书记董照恒带领，在开封集训40多天。期间，不管有没有问题，都得进行整顿，按照“四清”的要求进行思想检查，揭发交代问题，董照恒被集中在一个楼上40多天没让活动，下楼办事时也有人跟着限制人身自由，最后没发现什么问题，仍让他担任“四清”工作团的团长。之后到中牟县搞“四清”运动,1966年10月返回密县。

在中牟县搞“四清”期间，董照恒到东漳公社搞蹲点，带头执行“四清”政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生活上不搞特殊，在七队队长贺长福家住，一日三餐与群众同吃，一起啃窝窝头、咽咸菜，社教工作组组长王海水说：“县委书记咋吃这饭，这会中？”董书记笑着说道：“这饭好吃，可中！”劳动时，他拿着铲子除草，和工作队队员李顺卿一起拉着架子车，把草拉回来。

董书记虽身在中牟，但一颗心始终惦记着新密。他在中牟搞“四清”工作中，发现了东漳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干部李金玉是个“正面教材”，马上让王海水带领李金玉到密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以此来促进密县的“四清”工作。李金玉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以前东漳风气很不好，村干部喝酒成风，群众得夹着一瓶酒才能到村委会办成事。俺这个队长是‘四不清’干部，但经教育后，俺戒了酒，群众也理解。组织上信任，董书记认为俺还有点能力，能改正错误，还让俺当队长。俺冇啥说的，以后好好干，好好为群众服务！”通过这件事，王海水非常佩服董书记，认为他眼光独到，选拔有方，用人上能看准人才，用好一个人，解放一大片。

文革时期  力保稳定

1966年8月，密县县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宣传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紧急通知。”从此，全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1月，继上海“一月风暴”后，密县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到县委、县人委进行夺权。同时在县直各单位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董照恒挺身而出，竭力掌控密县的局势。1967年2月，在所谓“二月逆流”后，河南“八二四”造反派定为反革命组织。接着，密县红卫兵造反总部被查封。不久，县委主持召开“清毒”大会，逮捕了部分造反派头头，消除了一些混乱现象。

由于董照恒作风严谨，一身正气，在密县广大干群中人缘好、威信高，能较好地左右局面。1968年1月，按照“三结合（军代表、干部、群众）”的方针，密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他任革委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密县在文革中虽然造反派派系林立，但没有发生大的事件，未出现武斗致死的案例。因此，密县被武斗厉害的外县造反派讽刺为“绵羊之地。”

在董照恒的率先垂范、榜样效应的激励下，当时密县拥有并培养了一批“能力强、素质高、德才兼备、清正廉明”的干部队伍，像陈万顺、赵培贤、白麦会、郭学昌、刘金全、王海水、吕华锋、魏丙辰、陈明凡、李国禄、张怀德、周兵森、王志卿、郑观州、王衍村、郑国顺、刘风亭、李顺卿等干部均在各自任职的部门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董书记非常关心基层干部，亲如兄弟。1967年，公社干部王海水患肝炎住院，董照恒前去看望两三次。一次，老董带药去看他，一见面就说：“老王，这是我从郑州捎回这三瓶药，治肝炎很有效，你吃吧。毛主席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好好养身体，工作上的事儿你甭操心，我给你安排。”当时，王海水热泪盈眶，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小兵，县委书记亲自来看望慰问，考虑得这样周到，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董照恒关心教育，高瞻远瞩，惜才爱才。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侯振民、王庆余建议后，上级决定各地整顿教师队伍，让教师返回原籍工作。有一位原籍是新郑县的教师李天顺，找到董书记，反映自己成份不好，回原籍怕被人批斗，工资又不能按时发，不愿返回新郑，愿意继续留在密县任教。于是，董书记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决定全县160多个外籍教师可以不回原籍，留在密县照发工资。这些教师全部为中学骨干教师，业务素质高，再加上100多位原籍为密县的教师调动回来，这批教师为当时的密县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密县教育工作后来达到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密县二高一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达到9人，闻名全省，在密县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68年秋，董照恒到刘寨公社观音堂大队下乡，发现农民用的“土喇叭”，能指导科学种田，了解国家大事，活跃群众精神生活，能有效解决当时无电视，无线广播少，老百姓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的难题。以董照恒为主任的密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作出了大办农村广播网的决定，得到了全县各级领导和广大干群的一致拥护。他亲自兼任密县大办农村广播网领导小组组长，积极倡导，大力推广，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县每个公社都有了广播站，队队村村通广播，喇叭由1.2万只增加到7万多只，平均每户家里有一只喇叭。1969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密县大办广播网的新闻，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50多家新闻媒体播发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先后有150多个单位派人来密县参观学习。1970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董林亲自到密县指导工作，对密县大办农村广播网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在董照恒的亲自指导下，举办了“大办农村广播网展览馆”，观众达10余万人次。

勤政爱民  廉洁自律

苟堂公社属丘陵山区，每逢夏季，风雹、洪水、泥石流等灾害特别多。1965年夏季一天，董照恒带着农业科技人员骑着自行车到苟堂公社，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商讨如何战胜自然灾害，夺取秋粮丰收。当商讨完往回走时，县里来电话，催他们回去参加开封地区召开的防汛紧急电话会。不料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没有带雨具，道路泥泞，车也不能骑了，便赤脚冒雨走了五十余里，到县城后大家都成了泥人，脚也划破许多口子。同志们见到后，都含着泪说：“看你们都淋成这个样子，快换掉衣服，吃饭休息一会儿。”董书记忙说：“算啦！咱们还是赶紧开会吧！”

1969年，董书记准备到袁庄调研农林工作时，袁庄公社书记张怀德听说后，心里一下着了慌，暗想：袁庄是山区公社，农业不发达，这山区有啥看？但董书记执意要到袁庄，张怀德只好陪同他到山上调研。董书记在山上看到红旗招展，群众忙于垒石头造林田，治理荒山的劲头很大，而且山腰有梯田、山脚有河滩，非常高兴。于是，就喊了几个社员座谈。其中一个社员踌躇满志地谈道：俺这山区十年九旱，只有“洋槐造顶、柿树缠腰，上边梯田、下边河滩”，另外我们还要修路，决心实现“汽车哞哞叫，电灯深山照。满山坡池水，粮食上纲要”。董书记夸他说的好，立即指示张怀德将群众智慧马上在全公社推广。后来，在一次大会上，董书记还让张怀德作了典型发言。

他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让干部群众称呼自己“老董”。机关干部下乡回来，一进门，董书记总是先起立给他们让座，问寒问暖，关心生活，工作人员下乡走时，他离座送到门外。

董书记讲民主，善于听取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秘书陈明凡经常给他提出不同意见或建议，他丝毫不生气，反而耐心倾听陈明凡的独特见解，并虚心接纳。

有一次，董照恒生病住院。米村公社书记王海水买了二斤冰糖去县医院看望他。一进病房，发现董书记在病床上躺着，妻子姚采侠在旁边伺候。王海水问什么病，姚采侠说“没啥病，血压有点高。”王海水把冰糖往病床上一放，扭头走出了病房。董书记严厉地说：“拿的我不要，拿回去！”姚采侠知道丈夫的脾气，赶紧抓起冰糖包撵出来塞给王海水，说老董不吃甜食。

1969年冬，董书记找袁庄公社书记张怀德谈工作，临走时对他说：“听说你们那儿方沟村的柿饼好吃，给我弄点儿。”并当场拿出五元钱。张怀德不好意思接，说：“等柿饼拿来再说吧。”之后，张怀德拿住十来斤柿饼往董书记办公室一放，扭头就走。董书记喊住，不让他走，他说老乡没有要钱。董照恒严厉地说：“哪能不要钱，不要钱的话，你把柿饼拿走！张怀德只好接过钱走了。

董照恒在密县工作期间，严格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艰苦朴素，生活上不搞特殊，他以身作则，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院户，步行或骑自行车走遍密县的村村寨寨和山山水水。

董书记衣着朴素，经常是黑色或灰色中山装；吃饭在家，有人送他一瓶香油，他拒收，挂在县委食堂饭厅里多天无人敢动，后被食堂公用；住宿在两间机瓦房内，办公住宿在一块儿，夏天屋里没有电扇。下乡总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县委有一辆全县唯一的一辆嘎S69吉普车，主要用于接送病号，自己很少乘坐。常委以上包括他自己在内，不设小灶，吃大伙，排队打饭。常委会议室不摆沙发，一律是长条凳和木椅子。驻队、下乡一律在农民家吃派饭，按标准交足粮票和钱。有一次，董照恒用钱买过二斤红萝卜，在常委会上检讨几次才过关；他喜欢吃大蒜，曾经有位干部送给他一串自留地种的大蒜，大约二十来头，为此事，他也作过检讨。

董书记对自身严格要求，对名人和上级来密县采风或视察，也一视同仁，从不特殊招待。李准、陈方千、谢添、小白玉霜曾来密县体验生活，也一样吃大伙。有一次，小白玉霜的脚扭伤，只好让通讯员骑自行车载她往县城医院治疗。省领导吴芝甫、刘建勋、文敏生常来密县调研，照样在大伙上用餐，无非是将饭菜盛出在会议室或办公室吃罢了。

董照恒一心想的是工作，个人的私事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的爱人在五十年代，到医院生孩子，都是爱人自己去或邻居帮忙送去的，他因工作忙，没有去送过。

由于父母先后去世，年幼的小妹妹，就跟着哥哥董照恒上学。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大西北核基地工作，先去北京集合再到西北，她到京后给董照恒来信说，火车路过郑州，叫他到车站见她一下，她下车后在站台等了数分钟，董照恒因工作忙未去。最后，久等不上的小妹哭着上车了。

董照恒的儿子董平，1964年到密县随父母生活，当时年仅六岁，在城关完小上学，整天见不着父亲，光知道父亲忙于工作，只得有姥姥照顾。有一次，董平不小心丢了买文具的二分钱，急得在县委大院低头找了一下午，一步一步瞪大眼睛地寻找，仍未找到，回家后为此失落了好几天。

一次从后门溜进电影院看电影没买票，回去后当他还沉浸在美妙动听的《逛新城》影片剧终曲里时，就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谁让你逃票啦，干部家的孩子也不能占公家的便宜！”，硬是第二天让他送去了两角钱。

暑假时董平去地里捡麦穗，然后交给学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当时县委的吉普车，年幼的董平很想坐坐，但父亲一次也没让他乘坐。

1970年7月董照恒调走时，很多干部群众都去送行，依依不舍，不少群众舍不得他走，伤心地泪流满面。他赴郑工作后，还经常有老乡们擓篮柴鸡蛋或苹果等土特产到郑州看望，用老乡特有的方式表达对董书记的敬意，这是对曾在密县工作过的干部政绩的最大肯定。

2000年7月17日董照恒书记因病逝世，走完了他平凡又坎坷的一生，但密县人民永远忘不掉他。2000年7月20日，原董书记的秘书赵全印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一首诗《悼师》：“昔日老董，密县书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心贴群众，声誉第一。历任十载，辉煌伟绩。今日西去，声泪诉惜。吾党精英，孰人为继。”